首页 -> 2005年第9期
论巴金小说《寒夜》的叙述策略和故事内蕴
作者：竺建新
首先，是巴金对人物苦难的深切同情。《寒夜》以苦难的命运显示国人的悲剧性生存境况，以失控的命运折射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深刻体验。从而将创作主体对现实的控诉，化为对人物疾苦的无限悲悯。
小说借着大量的心理描述，大量的汪文宣的内心独语，展示了小人物的苦难、绝望和无助。汪文宣曾经也有人生追求，但残酷的现实完全排除了他的人生信念。生存的艰难，将他逼入了绝望的境地。在小说创作中，巴金很真实地呈现了人物的悲剧性生存境况。小说中男女主人公都是知识分子，都在抗争命运，都在努力工作。特别是汪文宣，他想靠善良和努力来求得一家大小的平安幸福，但现实恰恰相反。这种故事设置产生了一种悲剧审美，我们也可从中观照出作者的深切同情，因为汪文宣家庭的悲剧，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的原因，即便他性格的变异，也是社会原因所致。人物人性失去本我，是现实世界不合理所致。小说体现了对苦难生命的全力关注，这正是体现了巴金深切的同情心。在小说创作中，巴金常常浸染着深深的情感创作。巴金曾说：“他们三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我听够了他们争吵。我看到每个人的缺点，我了解他们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们每个人都迈着大步朝一个不幸的结局走去，我也向他们每个人讲过忠告。我批评过他们，但是我同情他们，同情他们每个人。我对他们发生了感情。”（《巴金谈创作》）正因为这样，巴金在刻画汪文宣这个人物时也赋予了他才气、善良和正义感等不少优点，特别是他对母亲孝顺、对妻子体贴、对儿子负责、对朋友热情等。但是他胆小、懦弱，在现实的非理性折磨下，变得有些怪异，少了许多本我个性，软弱到了不堪的地步，又十分自轻自贱。这些心理的扭曲，来自于现实世界的失衡。物质的匮乏，消除了他心灵的反抗，消灭了他的一切。对于这一切，巴金给予了深深的同情。
即使对于曾树生这个人物，巴金也不是一棒子将她打死。而是展示了她人性的丰富。巴金也给了她很多优点，如她漂亮，有生命力，也不乏善良等。小说中的她是个充满生命活力的人，但充满精力的她，却要守着一个怯懦、多病、精力衰竭的男人，这一点就值得同情。她也曾经很爱自己的丈夫，也想遵循传统道德规范，做个安分守己的妻子，但她的丈夫已不是以前那个热情、有理想、有活力的他，她面对的是一个病入膏肓，又胆小委琐的丈夫，她的内心充满恐惧和压抑，而且她还要忍受婆婆无休止的冷言相讥和物质贫乏带来的痛苦。所以，她没法抵制年轻、富有又有活力的陈主任的诱惑，决定出走兰州。但在追求幸福面前她也很痛苦，“走”与“不走”的一波三折印证了这一点。小说结尾汪文宣死后，曾树生回家寻找他也说明她不乏善良。当然，她过于追求自我的物质享受和个性自由，漠视了为人妻为人母的责任。性格的双重正体现了人物人性的复杂性。小说重视人物心灵的隐痛，以期引起社会对他们生存苦难的关注。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巴金的同情之心。
其次，小说折射出巴金的人文主义思想。《寒夜》写的是汪文宣、曾树生、汪母三个人的故事。在谈到这三个人时，巴金指出：“三个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个人有是也有非。”（《谈〈寒夜〉》，《巴金文集》第１４卷，第４３７页）在小说中，作家没有刻意鞭伐某个人物，而是让每个人物自由地展示人性。
小说中汪母和曾树生这对婆媳关系构成了作品的一个重要情节，它是造成“汪家”苦难生活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者一连串的冲突造成了对汪文宣的深深伤害。对于她们的冲突，巴金没有简单化，而是展示了她们丰富的人性。汪母并非恶婆婆，曾树生并非恶媳妇。她们没有彼此逼迫对方，而是一种彼此间的伤害。但是当汪文宣病时，二人又会一致去照顾他，足见她们的善良。前文已论及曾树生人性的复杂，同样汪母的人性也很丰富。她多次羞辱媳妇，挑拨儿子儿媳关系，甚至几次逼儿子撵走儿媳，似乎挑起婆媳不和的主导方是她，但站在汪母的立场看，汪母也有道理。小说中的汪母吃苦耐劳，有强烈的自我牺牲精神。虽然年迈，依然担当起照顾儿子和孙子的重任，洗衣做饭，任劳任怨。儿媳的很多做法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婆媳二人的丰富人性展示，正体现了巴金的对人物的尊重和体恤。
另外，对于婆媳冲突，巴金不再做出绝对的道德评判，而是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婆媳二人既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她们的冲突实际上是文化价值取向和伦理道德观念的冲突。汪母代表传统，曾树生代表现代。她们实际上都在遵循各自伦理规范和道德原则。所以，从她们的角度去看，似乎都值得同情。巴金的着力点放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巴金的这种创作态度，充分体现了他的人文主义思想。
文学作品的生命体现在叙述策略所构成的故事内蕴中。一部作品如果只着意于作品的叙述策略，只着意于文本形式，那就缺少文学的价值。而将文学作品抽象为观念，空谈心灵深处的价值意义，同样没有文学的意义。巴金的小说《寒夜》恰恰是叙述和故事的完美结合，这才使它成为一部感动几代人的优秀作品。
作者简介：竺建新，男，浙江杭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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