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独具识见 方为信史
作者：来华强
再如在本书《在上海生根》篇中曹聚仁写到了吴稚晖讲过的一个故事：
张三李四同住在一所屋子里，张三住在楼下，李四住在楼上。一天晚上，附近起了大火了。张三惊醒过来，披衣下床，连忙高声叫李四：“李四，大火了，快点下来！”这时，张三听得楼板响，却不见人下楼。他又叫了：“李四，怎么啦！”李四回道：“我在穿袜子，还有一只没穿！”张三叹息道：“蠢材！逃命要紧，还穿什么袜子？”可是，老半天，仍不见李四下楼。张三又叫了，“怎么啦？”李四回道：“你不是说不要穿袜子吗！我正在脱那只袜子呀！”
这一故事是如此重要，以至曹先生在本书的另一处又再一次地加以强调，认为：“这故事，对我一生有着最深切的启发。”这个有着强烈寓言象征意义的故事，被曹先生两次剪裁进了书中，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读者从这里既看到了吴稚晖对曹聚仁的影响，更看到了曹聚仁先生的性格必然。我甚至以为，要想真正读懂曹聚仁先生和《我与我的世界》，读者就必须首先读懂这个对曹聚仁“一生有着最深切的启发”的、强烈暗示着某种本质真实的故事！
第三，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历史人物的独到评论上。曹聚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作家和记者，活动于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个领域，他一生有一个很大特点，那就是他交游极广，和中国现代史上许多著名人物来往密切，因此他的这本书，不仅留下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经历，留下了文化史上许多重大事件的内幕细节，而且最为精湛的，是他以纵横的笔力，为众多的历史文化人物，在时代的背景上，剪出了栩栩如生的影像，并在剪制的过程中，时时给予独到的人物品评。这些独到的人物评论，犹如乐曲中的华彩乐句，既自由洒脱，又精到深刻，既是作者阅历丰富的表现，也是作者对于人物深刻认识的结果。且看下面几个片断：
夏师不大写小说，可是写成了的那几篇，却都精莹可喜。他常说：“我看看别人的作品，总觉得不满意，等到自己来动笔，又写得并不好；我也是眼高手低笔疏呢！”这当作他的自谦也可以，即当作他的坦白自陈，也无不可。夏师的名山事业，本不在文艺创作呢！刘劭《人物志》，论人之品性，以中和为最可贵。“中和之质，必平淡无味；故能调成五材，变化应节。”我的师友之中，其性格多有所偏；求其中和平直，夏师庶几近之。与中和的人来往，初亦平平无奇；越到后来，越觉有意思。我和叶圣陶先生虽非深交，从旁冷观，叶氏亦是中和一流人；我们也不妨加上一个朱自清先生呢！
——《从夏硏尊先生说起》
我知行无似，看人有个小规格：一，做事：“临难无苟免”，要有担当。二，自守：“临财无苟得”，穷得有志气。蒋梦麟先生，以北京大学校长地位，处在北平危城中，给日本军阀头子请到军部去，意在架到关外去。他坦然不疑，昂然不惧，三两语点破了日本军人的迷惘，立即从危难中平安回来。宋哲元对他暗示难于保护平安。他依然留在北平，无所畏怯。这是男子汉的气度。我还赞佩他昂然对吴稚老的抗争神情。稚老虽是我所敬佩的一人，但在国民党那政治染缸中，他不能不算是最大的坏蛋呢！后之，蒋氏奉命主持农复会工作，他在大西南后方眼见兵役工作的腐败实况，我相信看见这黑暗场面的，决不止梦麟先生一人，却又有谁肯向蒋主席去直言呢？他明知国防部高级将领一定会记恨寻仇的，却不计个人利害，把黑暗面揭开来了。我相信我所知道的或许比他更多一点，我又何曾敢于冒大不韪，挺身去揭破内情呢！我对朋友说到了梦麟先生，我说他“有种”。
——《谈蒋梦麟》
朱师初来一师任教的情况，我在《后四金刚》中说过了；他是新文学运动中成熟的文艺作家，随着时代的变迁，他一直站在前哨，成为进步的文艺战士。他是一个带着诗的气氛的散文家，也是一个平正质朴的文艺批评家。他祖籍浙江绍兴，生长在江苏扬州，矮矮的胖胖的，笃实忠厚；套一句老话，便是“人如其文”。……朱师的秀逸风格，在《背影》及《欧游杂记》中一直保留着。那篇记叙小品《背影》，选在中学国文教本里，早为年青人所熟读，不待我再来说了。有一回，几个国文教师在一处闲谈，忽然谈到有些美术性小品，在教者觉得颇够味，可是学生们的反应，却很冷淡；即如周作人的谈茶，便是一例。朱师的《背影》，中年人和青年人一样地感到兴趣，就因为朱师的风格是淡远的，而情怀则是温暖的，也为青年人所能体会得的。
——《〈背影〉作者朱自清》
这里的对于夏丏尊先生中和之质的评论，对于蒋梦麟先生“临难无苟免”的评论，对于朱自清先生温暖情怀的评论，都是切中肯綮、入木三分的，都反映了人物的性格特质。其他如书中的《白屋诗人刘大白》《〈世说新语〉中人物》《书记翩翩潘伯鹰》《诗人汪静之》《和平老人邵力子》《鲁迅与我》《我与鲁迅》《也谈郁达夫》《三个胖子的剪影》等篇，都是人物品藻的典范。
最后，深刻的识见，还特殊地表现在对历史和生命历程中的偶然性和非逻辑性的重视上。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先生描述了很多历史和生命历程中的偶然性和非逻辑性的东西。我想这主要是出于以下认识：在历史和生命的进程中，偶然和必然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必然寓于偶然之中，偶然时时反映着必然；没有不被偶然反映的必然，也没有不反映必然的偶然。传记文学要反映事物的必然，就不能不重视那些强烈暗示着事物必然的偶然，换句话说，历史和生命的逻辑性，往往要通过历史和生命的非逻辑性表现出来。另外，在《我与我的世界》中，曹聚仁先生也使我们充分注意到了某些“纯粹的偶然”和“纯粹的非逻辑”对历史和人生的重大影响。这或许是《我与我的世界》对读者认识论上的重大启发。这与辩证唯物主义并不矛盾，因为，从一个更高的层次讲，生命中充满了“纯粹的偶然”和“纯粹的非逻辑”，也是更宽泛意义上的一种历史和生命之必然。关于这一点，读一读本书中《霞的讴歌》《〈情书一束〉的故事》《也谈郁达夫》《我的梦想与梦境》等篇，自会了然于心。
《我与我的世界》已经问世三十余年了，由于《我与我的世界》是一部信史，这就为读者了解中国现代文化史、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了解真实的人性，打开了一扇扇真实的窗户，如书中《五四运动来了》《一代政人沈仲九》《进了大观园的吴稚晖》《谈裘可桴》《和平老人邵力子》《文白论战史话》《望平街巡礼》《陈灵犀与〈社会日报〉》《申报·自由谈》《〈芒种〉与〈太白〉的时代》《〈论语〉与幽默》《大众语运动》《京派与海派》《前夜》等篇和前述诸篇，都使读者看到了不少拂去岁月烟尘后的历史真相和真实人性。这正是作为传记文学的《我与我的世界》最重要的思想价值所在。
从文本的意义上，《我与我的世界》使我们认识到：传记文学首先应该是传记，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传记就是“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传记既然是“写的历史”，那么判断它好坏的首要标准就是看它是不是信史，如果是信史，它就能够比较完美地反映“本来的历史”，使读者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本来的历史”的真相；如果不是信史，它就歪曲了“本来的历史”，它就是“伪史”或“假史”，它就要把读者引入对于历史判断的歧途。因此我认为，真实是传记文学的基础，也是传记文学的灵魂，这里的真实不是指艺术真实，而是指历史真实。失去了历史真实的“传记文学”，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我们应当切记，传记文学的创作，应如孙犁所说：“首先是存实，然后才是文采。先求历史家欣赏，后求文艺家欣赏。” 一部传记文学作品，首先必须是一部信史；而要成为一部信史，作家独具的深刻识见，是最重要的必要条件。
作者简介：来华强，男，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
参考文献：
[１] 孙犁．澹定集[Ｍ]．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１．
[２]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
[３]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３．
[４] 孙犁．关于传记文学的通讯[Ｎ]．北京：光明日报，１９８６．２．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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