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独具识见 方为信史
作者：来华强
关键词：历史科学传记文学信史识见必要条件
《我与我的世界》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史学家曹聚仁先生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本既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又极具文本意义的典范的传记文学作品。从一九七三年在香港出版迄今，《我与我的世界》在读书界获得了良好的声誉，尤其是它所表现出的历史真实性一直受到推崇，这与近年来一些传记文学作品甫一问世，便聚讼纷起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笔者以为，对于《我与我的世界》的阅读学习，不仅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也有助于读者深入了解传记文学其“信史”的特质。因此，本文将在这一意义上展开论述。
关于传记文学，文学大师孙犁先生曾深刻地指出：传记文学首先应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它可以成为文学作品，但不能当作文学作品来写，可以说有传记文学，但不能说有文学传记。我认为孙犁先生的这一思想是正确的，也是非常有见地的。
既然传记文学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那么传记文学的著述，也应同其他历史科学著作的著述一样，必须首先强调其“信史”的特质。冯友兰先生精辟指出：“历史这个名词有两个意义。就其第一个意义说，历史是人类社会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的总名；……就这个意义所说的历史，是本来的历史，是客观的历史。”“历史家研究人类社会过去发生的事情，把他所研究的结果写出来，以他的研究为根据，把过去的本来的历史描绘出来，把已经过去的东西重新提到人们的眼前，这就是写的历史。这是历史这个名词的第二个意义。……向来说好的历史书是‘信史＇。‘信史＇ 这个‘史＇就是指写的历史。本来历史无所谓信不信。写的历史则有信不信之分。信不信就看其所写的是不是与本来历史相符合。”由此可见，历史这个词有两个意义，一为“本来的历史”，一为“写的历史”；传记文学就是“写的历史”， 传记文学既然是“写的历史”，那么传记文学首先就应该是“信史”。
一个传记文学家，要想使自己的作品成为一部信史，首先要具备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应该也必须以独具的深刻识见，来驾驭自己所拥有的大量的真实历史材料。何为“识见”？识见就是能够反映事物本质的认识，或者也可说是一种睿智地对事物本质作出判断的能力。对于历史研究工作者和传记文学的作者来说，这里的识见也可以称之为“史识”，即对于历史本质和历史规律的高度洞察力。历史事实一旦成为了历史事实，它就不会改变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改变了；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来说，其后不断变化着的，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在同样尊重历史事实的前提下，在同样拥有大量真实的历史材料的基础上，有的认识比较地接近历史事实的本质，有的认识却偏离了历史事实的本质，这就是识见的有无和高下之别。识见通俗地讲也就是一种眼光，一种善于穿过驳杂的历史现象而抓住历史本质的眼光。有没有这种眼光，对于传记文学的创作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眼光，对于观察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来说，就不能辨别局部和整体，支流和主流，现象与本质，偶然与必然，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事物的一般性和事物的特殊性，就不能对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形成本质上的认识。因而这样的传记文学还不能称之为信史，只能是历史材料的罗列而已。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这样的传记文学，对于读者的误导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要远甚于“伪史”，因为“伪史”的假，是人为地歪曲历史事实，相对来说还是容易辨明的，但这种没有或者缺乏识见的“信史”，则主要的是以种种非本质的真实模糊了人们对于本质真实的认识。这样的所谓“信史”，准确地说，应区别于“伪史”而称之为“假史”。而“假史”的“假”，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迷惑性，比之于“伪史”的“假”，辨别起来要困难得多。因此，只有当作家以深刻的识见透视他所拥有的历史材料，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真实中抽象出单纯朴素的本质真实的时候，传记文学才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信史。
《我与我的世界》就是一部独具深刻识见的传记文学作品。作家的深刻识见，我以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传记文学其历史真实性的明晰认识上。曹聚仁在本书开头的《代序：谈传记文学》中谈到，“近二十年间，我看过属于传记文学的专集，在五百种以上”，而曹先生最为推崇的是林崇镛的《林则徐传》和沈亦云的《亦云回忆》。其所以推崇这两本传记，主要的就是因为这两本传记所表现出的人物的历史真实。如曹先生认为《亦云回忆》，“从她的眼中，看到了她的丈夫黄膺白先生的奔赴艰危的经历，笔下无夸大虚饰之辞，而黄氏的精神人格跃然纸上” 等等。
曹聚仁非常喜爱法国当代著名的传记文学家莫罗亚（１８８５—１９６８），在本书的代序中，他引用莫罗亚的话，表达了对于传记文学的一个重要观点——莫罗亚说：“一个现代的传记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位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述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怎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想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我们这个时代，对于真实的观念，已经形成正确的想法。我们不会让传记作者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左右他的判断；我们要求他根据对于事实的观察，来做出整个的叙述，然后再细心而不带感情的做一番新的独立的研讨，藉以证实那些叙述的内容。”曹聚仁先生说：“莫罗亚一直是‘我所心向往之’的新传记作者，这番话也正是我所要说的一番话。”
阅读《我与我的世界》就可以清楚地感到，曹聚仁先生实践了莫罗亚的观点，当他为笔下的人物画像时，首先强调的，便是人物的历史真实性。作家准确把握到了史笔和文学之笔的区别，行文叙事，以信为本，严格遵循历史真实，记言记行并重，大节细节并重，围绕冷静的客观描写抒发浓烈的主观情感，准确再现了人物在特定时代背景中的精神风貌。同时，与之相适应的是，作家的语言不文饰，不浮华，质朴流畅诚恳亲切，体现了传记文学语言的本色之美。
其次，深刻的识见，表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剪裁取舍上。通过阅读不难发现，在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行描述时，能够反映事物的本质、历史的规律和人物的精神特征的事实则取，反之则弃，这就是曹聚仁先生在叙述历史事实时的剪裁取舍标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达到这个标准，是需要眼光的。
比如在本书《我与鲁迅》这一篇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我和鲁迅相识那年，已经接近三十岁了，因为我那时已经做了七、八年大学教授，别人心目中，不把我当作青年人看待了。有人以为我和鲁迅闲谈，一定谈文论道，跟什么讲习会相似的。实际上，决非如此，我和他从来没谈过文论过道，和青年人的天真想法绝不相同。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相处得很不错。只有一回，那时黄侃先生在暨大教书，他是章太炎师的入室弟子，所以章师的《国故论衡》前面有他的序文。季刚自负甚高，他的散文，自以为一时无两。章师推崇魏晋文章，低视唐宋古文。季刚自以为得章师的真传。我对鲁迅说：“季刚的骈散文，只能算是形似魏晋文；你们兄弟俩的散文才算是得魏晋的神理。”他笑着说：“我知道你并非故意捧我们的场的。”后来，这段话传到苏州去，太炎师听到了，也颇为赞许。平居闲谈的话，我就随便举了一个例子。天下滔滔，又有多少人可以共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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