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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真的人”——“新人”

作者：秦方奇

　　应当指出的是，同是中国启蒙主义思想革命的推动者和实践者，鲁迅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又在如何“立人”方面明显不同：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侧重于以译介灌输外来的种种理论、观念、主义、学说来努力改造国人的思想，以达到“立人”之目的；鲁迅则以为“立人”的实现，不以外在的思想灌输来达到，而以“新思维”的具备来实现，即拯救中国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中一再出现的“招牌虽换，骨子里依旧”的现象，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输入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固然重要和必然，但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每一种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入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马上变得面目全非，并成为举新名而行旧实的依凭，最终不免是“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看来，惟有改变旧有的“思维”方式，在思维上获得了质的改观，对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的接收才可能是顺向地接受而非扭曲式的篡改，换句话说，只有把染缸彻底洗涤干净，新装入的理论、观念、知识、学说等，才可能保持它的原汁原味性。因此，要想“立人”，要想实现以西方的新理论、新观念、新知识、新学说来“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就必须首先从根本上对国民进行总体的“思维”再造。在鲁迅这里，“思维”方式的改变与否就成了“思想革命”任务能否完成的前提和关键。鲁迅已经认识到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就很难将民众的思想彻底引向先进的科学文化潮流，所谓的思想文化启蒙也将成为一句空话。
　　从“精神”上“立人”引发的对“思维”方式的思考，无疑使鲁迅在进行“思想革命”的启蒙时，获得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和同时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它使近代以来富国强民的现代化范式探索，从“思想”层跨入了“思维”层，这实在是一次大突破和跨越。如果说“染缸”的比喻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惰性强大的理论说明与批判的话，那么，《狂人日记》则是鲁迅从思维层对国民精神进行总体置换和再造的形象体现。
　　
　　三
　　
　　在《狂人日记》中，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两种人物系列，一种是小说的核心人物“狂人”，另一种是以大哥、赵贵翁、陈老五、何先生为代表的众人（包括“一路上的人”、“一伙小孩子”、“他们——也有给知县打过枷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给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给债主逼死的”、“街上的那个女人”、“家里的人”、“佃户”等）。因为是要从“思维”层入手，通过对新人的塑造，来揭露和剖析封建制的“吃人”性质，而这样的思想主旨本身就隐含着一对矛盾关系——具有“新思维”的新人和因循着“旧思维”的“众人”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对封建礼教“吃人”本质浑然不觉并且既是这种制度的执行者又是这种制度的受害者的“众人”，对“众人”这种状态的揭示，必须是一个对这种状态有所察觉的与“众人”有着明显不同的“另类”，把这种与众不同的“另类”设置成
　　“狂人”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狂人日记》中，“狂人”形象出现的本身就标志着一种与先前迥异的“思维”方式和形态的诞生。“狂人”与所谓“正常人”之间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二者之间思维方式和思维路径的巨大差异：以“狂人”的思维来看是正常的，“正常人”却视为怪异；而被“正常人”当作天经地义的事，“狂人”却看出了它的异乎寻常性。“狂人”与“正常人”之间的这种思维错位，正是鲁迅借以表达他要从“思维”层来“立人”这一理念的现实前提，通过分析“狂人”形象，我们会更加准确地看出鲁迅对“立人”的思考，确实着重在“思维”的层面上。
　　“思维”的改变，必然会导致看取世界的方式的改变。在《狂人日记》中，正是有了全新的思维，才使“狂人”能够发出“从来如此，便对么”的大胆疑问，正是有了新思维，才使他获得了看出历史不分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字缝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的能力，并能对吃人者同时也是被吃者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同时还向他们提出警告“你们要不改，自己也会吃尽。即使生得多，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同虫子一样！”“狂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社会的这种深刻把握和清醒认识，无疑得益于它全新的“思维”方式——不论是看待事物的角度还是对待事物的立场，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具备了“新思维”的“狂人”，正是鲁迅所要“立”的“真的人”的具体体现。也即鲁迅早年寄之于“立国”希望的“新人”。鲁迅已经认识到，“愚弱的国民”的“精神”改变，只有在这些“思维”形态上不同于以往的“真的人”——“新人”的身上，才有真正实现的可能。
　　然而，思维方式的改变又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思想观念的改革，其艰难非物质建设可比拟。旧思维的改造过程更可能是举步维艰，中间充满荆棘、曲折，甚至是痛苦。鲁迅在“思想革命”运动中，他那超越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思想的独特之处不但表现在他是从“思维”层的角度来思考“立人”，而且更表现在他对通过“思维”改造来达到“立人”目的这一过程的艰巨性、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和把握。当然，鲁迅的这一认识仍然是通过“狂人”这一形象表达来的。小说中的“狂人”虽然在“思维”层面上与赵贵翁、大哥、母亲甚至小孩儿不同，但客观上他与这些被他指斥为是吃人亦被吃的“野蛮的人”之间，有着难以割舍的天然的血肉联系。对此，鲁迅赋予了有着“另类”思维的“狂人”保持清醒的认识。小说中，“狂人”不但“发见”了“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我自己被人吃了，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而且，小说的最后，“狂人”已经反思到“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借助于“狂人”对自己与置身其中的历史和现实的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的明确认识，鲁迅向我们指出了“狂人”虽然具有着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新思维”，但他仍然没有超出他所处的历史和时代，因此他在“思维”层面虽有较大改变，但历史的宿命决定了他的这种改变还不可能是彻底的和全面的。
　　如果说客观上难以割裂的与历史和现实的天然联系导致了“狂人”不可能在“思维”层彻底实现与“旧思维”的彻底决裂，那么历史惰性和现实局囿则使“狂人”在主观上也无法真正完成对“旧思维”的超越。小说序言中，“狂人”“愈后”的“赴某地候补”，是鲁迅特意为“狂人”安排的归顺做官的结局，至此，“狂人”放弃了他曾有过的“新思维”，重新回归到封建的主流社会，留下“语颇错杂无伦次，又多荒唐之言”的“日记二册”，实际寓示的是“狂人”对“旧思维”的回归，而“狂人”“愈后所自题”“狂人日记”书名时对自己“狂人”的命名，也正表明“狂人”对自己先前曾有过的“新思维”进行了否定——看来，要成为“真的人”那样的“新人”还真难。因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染缸”中，刚刚具备了“新思维”的“新人”，可能还没有丝毫使旧社会与之妥协、“友好相处”的办法；但旧社会及其制度与文化却有无数使“新人”与其妥协向其投降的妙法良策。“狂人”由轰轰烈烈的“狂态”步入规行矩步的“官态”，由“狂剧”演变为“悲剧”，乃是鲁迅为新文学提供的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悲剧形象。
　　总之，《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既不是“一个被封建家族制度和礼教迫害的发狂”的真正的“狂人”，也不是“一位以狂乱的曲笔写成的反封建的战士”，而是一个具有了“新思维”的“真的人”——“新人”。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这样一个有着全新“思维”的新人形象却又对它本身的局限性进行解剖，从而用形象的方式向世人昭示出从“思维”层“立人”的艰巨性、复杂性。惟其如此，从“思维”“立人”才显得更为重要。
　　
　　作者简介：秦方奇，男，河南省平顶山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参考文献：
　　〖１〗严家炎：《论鲁迅的复调小说》[Ｍ]上海教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
　　〖２〗张梦阳：《中国鲁迅学通史》[Ｍ]广东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３〗张恩和：《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Ｊ]《文学评论》，１９６３年第５期。
　　〖４〗王富仁：《＜狂人日记＞细读》[Ｊ]《鲁迅研究年 刊》，１９９１、１９９２年合刊。
　　〖５〗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Ｍ]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６〗 转引自张光芒：《启蒙论》[Ｍ]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
　　〖７〗 孙文：《建国方略》[Ｍ]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８〗《鲁迅全集》[Ｍ]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９〗冯雪峰：《“狂人日记”》[Ｊ]《中国青年》，１９５４年第９期。
　　〖１０〗 徐中玉：《鲁迅生平思想及其代表作》[Ｍ]上 海自由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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