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狂人”——“真的人”——“新人”
作者：秦方奇
关键词：鲁迅狂人日记狂人形象
一
在上个世纪，人们多认为《狂人日记》“通过狂人之口，叫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响亮的战斗声音：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是个吃人的制度，必须彻底摧毁”，“是在五四前夕用文学形式向封建主义宣战的战斗檄文”，“吹响了这场文化革命的号角，是五四前夕的第一声春雷”。而且几乎所有的学者与读者都认为《狂人日记》深刻的思想内容，主要是通过“狂人”形象的塑造表现出来的。但在“狂人”形象的具体理解，即“狂人”形象的特质究竟何在的问题上，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狂人说、战士说、寄寓说等颇为不同的说法：
狂人说。《狂人日记》问世之初，傅斯年便在一九一九年四月的《新潮》杂志上发表了《一段疯话》：“鲁迅先生所作《狂人日记》里的狂人，对于人世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但是世人总不能不说他是狂人。……文化的进步，都由于有若干狂人，不问能不能，不管大家愿不愿，一个人去辟不经人迹的路。最初大家笑他，厌他，恨他，一会儿便要惊怪他，佩服他，终结还是爱他，向神明一般待他。所以我敢决然断定，疯子是乌托邦的发明家，未来社会的创造者。”后来许寿裳、孙伏园也都按照这一思路来解读“狂人”，周作人更是把鲁迅照料过的一个患“迫害狂”病的表兄阮久荪作为狂人形象在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解放后，唐弢、严家炎、林非、陆耀东等前辈学者也认同《狂人日记》是“以写实主义手法细致地剖析一个迫害狂患者的深层次心理活动，目的在于以疯子的疯狂思维唤起正常人的理性思考，用疯狂世界冲击正常世界”。
战士说。一九五三年朱彤在《鲁迅作品的分析》一文中首先对“狂人说”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指出：“狂人分明是一个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战士，他的精神世界是充分的描绘了的。尽管鲁迅运用丰富的医学知识和朴素的艺术手腕，在若干场面把他化妆成一个疯子，骨子里他是并不疯的”，“狂人”是封建统治者对一个“顽强战士”的“诬陷”。徐中玉随后也把“狂人”定位为“反封建的英勇战士”，是鲁迅“作品中出现的第一个战士”，“这样的一个英勇战士，怎么会是狂人，怎么能算是狂人呢？事实上，他是因为不相信了‘从来如此’的道理，才被目为狂人，诬为狂人，迫使他有了一些狂的外表的。事实上，他是比谁都明白，比谁都清醒，岂止并非狂人，倒真是一个革命的先知先觉”，“这样的人，乃是封建统治者眼中的狂人，反动统治的叛徒，而在被压迫人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多么使人敬重、佩服、热爱的英雄”。
寄寓说。张恩和一九六三年在《文学评论》上发表的《对狂人形象的一点认识》不同意把狂人看作是反封建战士的意见，也不同意说狂人是发了狂的战士，他把“狂人”看作“完全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狂人。他自己虽然是社会的牺牲者，却没有认识那个社会的本质，没有也不可能对当时的社会坚持什么斗争。日记中所显现的深刻思想不是狂人的思想，而是作者通过独特的艺术方法寄寓于作品之中，并由读者通过联想、理解和发掘出来的作者自己的思想”。上世纪末，王富仁通过对《狂人日记》的细读，解剖了小说的内在结构，指出小说文本中存在着艺术结构和意义结构这样的双重结构，“狂人”形象也自然包含着疯子和觉醒者的双重性，从方法上支持了寄寓说。
归根结底，狂人形象问题争论的主要分界线是狂人是假狂还是真狂，主张假狂的人，大部分人认为狂人是反封建战士，小部分人把狂人当成一种思想概念或象征物。主张真狂的人，对狂人发狂前的觉醒程度又有不同层次的认识，一部分认为是封建制度的叛逆者，被迫害而发狂；一部分认为是初步的觉醒者；还有一部分认为就是普普通通的狂人。
如何解决“狂人”形象的属性这一长期存在的学术难题呢？鲁迅研究史已经充分证明，任何大话、空话都无济于事，套用新理论，搬弄新名词也于事无补。只能切切实实地下硬功夫，回到鲁迅本体，首先回归历史“现场”，再深入到文本深层中进行梳理阐析，才有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二
要探究“狂人”形象的内在特质，必须联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和鲁迅个人思想发展的实际。
自一八四○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西方列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重压之下，亡国灭种的威胁，就一直笼罩着中国且日益加剧，从此，寻求富国强民之道，就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思之不辍的紧迫课题。鸦片战争失败后，面对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中国知识分子最初的反应是“器不如人”，因此，“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及后来的“洋务运动”就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寻求对抗西方列强的最初主张——此时，他们对中国落后的原因探讨，集中在“器物”层面。例如在一八四○至一八五○年间就先后出版了以魏源《海国图志》为代表的关于西方武器的新著二十二部，“船坚炮利”“以夷制夷”也随之成了士人和官方话语中的口头禅。但是，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知识分子们充分意识到光有“器物”层的改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从“器物”的角度看，当时的北洋舰队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却被日本海军一战而败），而必须从政治结构上进行调整，用当时的话来讲，西学不仅是技艺之学，而且也是政治学的知识源泉。于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应运而生，期望在保持现有政治框架（满清王朝）的前提下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变法”和“维新”，以拯救中国——此时，他们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分析，集中到了“政治结构”层面。一八九八年“百日维新”的迅速失败，宣告了在现有政治体制下“变法”和“改良”的不可行，对满清王朝的彻底绝望使另一些知识分子（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开始把拯救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革命”上，在他们看来，要想使中国摆脱列强的欺凌，保国强民，就必须推翻妨碍中国进步的颟顸的清王朝——此时，他们对中国不能走向强盛的原因的关注焦点，已落实到了“革命”层面。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满清王朝，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革命”从理想化为行动并最终成为现实，中国的政体也终于完成了从封建王朝向共和制的转变。
然而，民国虽然建立了，中国却并没有就此强大起来，历史的演进仿佛不过是一次次重复、一次次循环构成的，“革命”成功并没有标示历史的“进化”或进步，倒是陷入了荒谬的“轮回”之中，所谓“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的怀疑起来”。辛亥革命在表面上轰轰烈烈的胜利与实际上的失败这一事实，对中国的思想者们来说不啻是一次更为残酷的打击，也是一帖最清醒的清凉剂。它既彻底打破了单纯靠政治革命、制度变革实现目的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同时又恰好验证了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反复强调的“倘国民性不改造，则中国的民主共和永无指望”的警告。在经历了民初的“猪仔国会”“贿选总统”等一幕幕闹剧后，先进的知识分子们最终认识到，“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决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旧的偏见被消除了，新的偏见又取而代之。它像锁链一样，牢牢的禁锢着不能思考的芸芸众生”。凭借“革命”手段赶走满清皇帝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正如孙中山所反思的那样“夫失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为尤甚”。这一四分五裂的现象正是“皇帝思想”与封建传统意识和国民性的再现，这使他从不遗余力地奔走于革命事业转而坐下来冷静地探索中西民族性的差异，探索在中国进行更为必要的“心理建设”的途径。这一思想趋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先驱者倾其全力围绕国民性探讨这一中心命题，展开了更为深刻的探讨。他们已经逐步认识到，中国的问题显然不只是外在的政体，更重要的乃是中国人内在的思想。如果只是照搬了西方的“政体”而没有与这种政体相匹配的具有现代思想的“人”，“革命”到头来也只能是重复换汤不换药的老路。从此，他们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开始了一场以人的思想启蒙为旨归的新文化运动。至此，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所探索的救国范式就经过了“器物——政体——人”的历史发展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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