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性别意识与叙述话语的互动

作者：张　会

　　《长恨歌》中历史场景的描写，首先是因为它遵循了女性主义的立场，所以写来自然也有了不同于男性历史观念的色调。小说刻意的琐屑、节奏的缓慢、心理化的时空感受、对外部世界与政治历史的忽略，甚至于刻意“絮絮叨叨”的语言方式，都典型地体现着“历史经验完全不同于男人们”的特点，这是一种毋庸置疑的优势，王安忆用女性特有的想像力与细微的观察力，写出了历史细枝末节的部分。而且这还很自然，因为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就是多种文化“并置”的城市，尤其经过了革命年代之后的还原，她的文化构成和历史内涵变得空前复杂和丰富，语境充满了反讽和诙谐的要素，王安忆敏感地意识到了这样一些丰富的历史意蕴，用她细腻的笔触将之表现得淋漓尽致，与波澜壮阔的国家历史、男人世界拉开了距离，王安忆以“背叛”现代以来的“启蒙－革命”的复合式的叙事规则的方式，另辟蹊径地重建了女性历史叙事，所描写的女性成长和家庭经验更像一场历史生活的摹本，历史的所谓公共性与进步意义遭到放逐，而私人性和日常性色彩被凸显出来，成功地置换话语性质的同时，改写了历史小说的文体结构也建立了现代中国女性的另一种历史——某种意义上也是体现着深沉的人文主义理想的历史。一位西方女性主义者曾经说过：“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历史一样。”^⑤的确，文学既是一种话语的实践也是一种历史的实践，它在参与、再现和言说历史时就被赋予了关乎人类心灵的内涵，女性在历史中的位置必然是边缘的，是自觉也好，是被男性文化造就也罢，女性只能从自己所身处的位置出发，将自己最关心、最熟知的日常经验和个人的成长经验写进历史，这必然与国家、民族等宏大叙事不同，是具有民间色彩的历史。
　　王安忆的《长恨歌》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女性主义的历史史诗，“以散文的笔调，以‘做旧’的色彩，完成了一次女性历史生命的钩沉。这是一部‘被叙述’的历史和女性史，我们过去所熟悉和司空见惯的一种历史方式皆被用王安忆式的叙事、王安忆式的幽情、王安忆式的将感觉诉诸于理念而叙述重写了。这里无关乎革命，无关乎战争，无关乎政治与经济，而只是宿命，是流年，是女人情爱与心的流程。这里无关乎他人，而只是王安忆心中对历史的感觉，悠长、细腻、婉转、一唱三叹、蜿蜒独行于历史与现实之间”^⑥。王安忆的极具“个人化”和“女性化”的语言也是当代文坛独一无二的，她的九十年代后的小说，每一部都是女性话语的实验室和演练场，但是一个女性智者对历史人生的感悟，是对鄙视“唠叨”的男权话语的反驳，女人是有些“唠叨”，是有些家长里短，但有谁能说“唠叨”不是激情满盈的一泻千里？有谁能说家长里短中没有历史的丰富意蕴？王安忆在小说中从话语的外壳到历史的内涵把女性主义真正贯彻到底，曾经被压抑被扭曲、被忽略被遮蔽的女性经验和日常经验展现出沉重而凄美的真实面目，女性以自己的性别想象历史表现出一种强劲的思想穿透力，使历史幻化出另一面的真实，拓展了历史叙述的审美空间。
　　
　　作者简介：张会，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汉语文化学院教师。
　　
　　①[法]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莫伟民等译，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６页。
　　②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１９９５年版，第８６页。
　　③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上海文学》，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④张英：《文学的力量——当代著名作家访谈录》，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２０４页。
　　⑤[法]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９８页。
　　⑥徐坤：《双调夜行船——九十年代的女性写作》，山西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０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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