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9期
性别意识与叙述话语的互动
作者：张 会
陈顺馨有论：“‘十七年’的总趋向是男性叙述比女性叙述具有权威性。权威表现在叙述主体对叙述空间的占有上，男性叙述倾向采取在位置上保持与故事的距离而在感知程度上尽量暴露自己的存在或‘声音’的策略，以至可以有效地驾驭和控制叙述交际场合的其他成员，即达到在受叙述者／读者心目中树立更高的、犹如代表真理的权威目的。女性叙述则较倾向采取投入故事和隐蔽自己的‘声音’叙述策略，以拉近与受叙述者／读者和人物的距离，呈现的更多的是感情而不是权威。”②其实不仅在十七年小说中存在男性中心的权威叙述，它可以是中国文学史的概括性总结，王安忆的女性叙事体现了颠覆男性权威话语、建构一部女性历史的可能。《长恨歌》有《传奇》遗风，但是王安忆并不是一贯模仿着张爱玲，而是将生活的横断面截取扩充成一部个人史，这与男作家们的家族史选择就有不同。家族史的背后更多地隐藏着精神、伦理、道义上的东西，它对正史的嘲讽是建立在对真相的另一理解和替换上，所以始终不能摆脱“史诗式”的定位。《长恨歌》叙写的个人史却是琐屑而单纯的，它只是忠实地记录下个体生命的流程，对历史人生的思考也没有试图超越个人思维的限度。而这个视角从起始就是有别于男性和他们的价值评价的，她们将女性的感悟与风格带入历史叙事中，从性别意识的角度颠覆正史，显示了独到的眼光，也使女性主义意识的确立更有历史感和深层依据。《长恨歌》写了一个小女人怎样在艰难环境下悄悄地存活，类似的题材在男作家笔下被处理成表现人性的坚韧及人在命运里的挣扎与选择，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活着》都与之甚为接近。可是文本的特别处在于，它始终在强悍的生存本能里表露出女性特有的谋生方式和心理流程，王琦瑶的生存理念甚至与许三观的乐观挣扎、福贵的隐忍以生形成了某种矛盾。它不是在儒家道义下获得的精神支持，也不是佛道思想的民间朴素表现，而是单纯缘发于女性的天性：不择手段地让自己和她的孩子在肉体上存活下去。
陈思和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民间文化形态的复杂关系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性的见解，他提出的“民间” 部分地吸取了东西方“民间社会”讨论者的观点，从而形成了对“民间”的界定：即民间是与国家相对的一个概念，民间文化形态是指国家权力中心控制范围的边缘区域形成的文化空间③。以民间为视角来看待历史的创作形成很浩大的声势，陈忠实的《白鹿原》堪称其中的最强音，小说的民间意识主要是从老百姓自己的角度来看历史，似乎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如上官家族的儿女们对自己爱情与婚姻的追求以及在动荡岁月里各自的命运遭际，与《红旗谱》中朱、严两家的儿女们明确的阶级和政治的追求截然两样。村落史也是民间的历史，有很强的民间边缘色彩，陈忠实的《白鹿原》宗法制的乡村历史演绎，生活在其中的村民是中国千百年来最贫穷、最蒙昧的一个群体，在儒家文化与现代政治相互融合之际，他们的生活状况表面有所波动，但芯子还是恒定不变的僵硬和凝固。我们传统的历史观是主流意识形态下的一元化的历史观，每一个人都被打上了鲜明的阶级烙印，成为国家民族的一个有机分子。这种历史是国家史、民族史、阶级史，这种历史中的人是政治的人、阶级的人。正史往往是站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立场上，如《红旗谱》是一部国家民族解放的史诗，以阶级论和进化论的标准给事件和人物进行价值评判和定位。然而就性别意识这个角度而言，陈忠实的小说《白鹿原》很明显存在着十分陈腐的视女性为玩物的男尊女卑传统观念，小说中田小娥被塑造成一个极不贞洁的女性，她以偷情的方式完成了多次对传统性道德的反叛。对这样一个人物，作家不能公开表示否定，那样会把自己的男性观点过于明显地暴露出来，会引起争议和女性的批判。相反，还给予了一定的同情和赞扬，陈忠实对采访者说：“是的，她的身上寄托着我对女性的理解和美好的希望。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地方，反抗封建道德、仁义枷锁的传统女性自古就有……田小娥的身后站着无数被历史埋葬的类似的女性，她表达了我对她们的同情和关注。”④可是从小说的叙述中，我们只看到了一个“性符号”的田小娥，在男人的玩弄中求活，做小妾，做传宗接代的工具，后在黑娃欲望的诱惑下追随他私奔到村外那孔摇摇欲坠的破窑洞里，黑娃逃跑后，又被白孝文诱奸，接着屈服于鹿子霖淫威之下，最后被无法玩弄她的公公鹿三活活劈死，那孔破窑洞就是她生和死的住所，森森白骨化为群群蝴蝶盲目地乱飞乱撞。这样一个被男性随意玩弄，毫无反抗能力的女子，怎么就成了“反抗封建道德、仁义枷锁的传统女性”？田小娥无非就是一个男人欲望的化身，一个呼之即来的奴隶，她的“反抗”在哪里？她怎么又成“传统女性”了呢？多么自相矛盾和欲盖弥彰的说法。
《长恨歌》与《白鹿原》同样在完成构筑一部“史诗”文学命题，但是因作家性别意识的差异而使得他们对“历史”有不同的感悟方式。首先对农村史和都市史的选择已经带有了性别差异的信息，男权文化产生于古老封闭的宗法制农村，至今在农村仍有很完整的保存，男性家族史的演绎放在农村才会有水乳交融的贴切感。而在现代观念错综交杂的城市中，虽仍有性别歧视的陈腐观念遗留下来，但与农村相比毕竟开放和修改了太多，因此王安忆才会说“女人象征一座城市”，女人与城市的相互适应和包容确实是真实存在的。另一方面的差异表现在他们进入历史的切入点的不同，男性是从民族史的角度解说村落史，而这个“村落”就是中国传统宗法制生活的缩影，村落史就是民族史，《白鹿原》选择了家庭题材，以宗法关系来反观中国农村的社会现实，于家庭间争来抢去的权力游戏中，构成了对历史宏伟叙述的尖锐反讽，已经有效消解了梁斌的《红旗谱》通过描写阶级对立表现出的严正、肃穆的悲剧气氛。但是陈忠实的《白鹿原》卷头曾引用巴尔扎克的一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以白、鹿两大家族恩怨、盛衰为主线，来展现民族灵魂的历史：陈忠实笔下男女老少划分为两个群体：守礼者和悖礼者，鲜明地表现出作者对前者的推崇和理想化色彩，表露出他作为男性无法摆脱的对于争夺话语霸权的迷醉，他醉心的仍是所谓宏大叙事，只是由阶级史、国家史转向了家族史，而这个家族仍是民族的象征和缩影。从《白鹿原》推及开来，张炜的《柏慧》《家族》，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到《丰乳肥臀》，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基本上都偏向于类似的话语组构，文本间追求的是充满着大气、雄浑、深远的男性品格，表现了男性从古至今一直保有由民间向庙堂走终南捷径而入世取仕的理想，民间只是男人口是心非的遮掩，永远不会是他们骨子里的理想状态。《长恨歌》讲述的则是一个与政治的世界无关的女性的历史，代表着上海的民间，展示了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持久较量，并在这样的较量中离析出市民社会的内部结构，欲望的、消费的、民间的才是历史的“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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