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1期


武大郎的“小心眼” 懦弱汉的“英雄气”

作者:赵树功




  摘要:《水浒传》中武大郎的形象历来被研究者忽略,不多的涉及他的文章也多以善良可怜相视。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小心眼”——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出奇地勇敢。而造成这种悖反的原因是他这桩滑稽的婚姻:对武大来说,阴差阳错飞来的横福根本成不了幸福人生的舟航,而是他存在的证明;潘金莲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个女人,一个符号——一个证明武大具有对一个美丽女人占有权从而获得自我基本颜面的符号。为了稳定这个符号,他不惜低三下四;为了不丧失绝对占有的权利,他又不惜将婚姻当作囚禁女人的牢笼,并在有人试图挑战其绝对占有权时表现出超常的勇猛。
  关键词:武大郎人格悖反文化解读
  
  《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一个极其次要的角色,在书中二十四二十五回(书中引文皆出于此)略一交代就被结束了性命,他属于史书笔法中的闪现型人物。若从读者关心的程度以及社会反思的力度上看,他远不及自己那个老婆潘金莲。因此,从《水浒传》研究的角度讲,关涉到武大郎的文章极少,倒是几个贬损人的歇后语或俗语和他还有些瓜葛:武大郎的辫子,短打;武大郎盘杠子,从前门凉到后门;武大郎开店,等等。即使在有限的研究文章里,也基本上持和大众阅读感觉近似的观点:武大郎是一个懦弱可怜勤劳朴实值得人同情的角色。这种结果的得出以及其一致性的程度,和我们阅读鉴赏中的道德评判以及同情弱势的心理并行不悖,但这种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人物的复杂,善良之心的参与有时不免蒙蔽了读者的鉴赏视野,使得我们往往忽略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的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文化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却出奇地勇敢。而这种悖反和使人在悲剧的痛惜下的反思,才真正体现了《水浒传》的现实批判力度。
  就古代对男人的评价标准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武大郎都无可矜夸。论才能,除了做炊饼沿街叫卖,无一长技;论品貌,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身材短矮,人物猥琐,绰号“三寸丁谷树皮”;论身份,无钱无权无势,平头百姓一个,尚且是平头百姓中被人贱视的一类。这种地位人品与材质,在潘金莲对武松的评价中,通过对比得以充分展现:“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死了,他必然好气力。”如此比来,从自然的禀赋到后天的所得,武大郎可以说皆是乏善可陈,无一丝优势可言。于是他的懦弱也就因自己“矮人一头”而具有了某种根性的特征。所以潘金莲说他“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武松则明白说他“你从来为人懦弱”。人弱被人欺,马弱被人骑,在清河县呆不下去,只得迁居阳谷;最明显最本质的懦弱是体现在老婆面前的畏缩。武松还家,入得门来,潘金莲便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米,管待叔叔。”武大的回答是:“最好。”果品菜肴买回来,本待让老婆操持,而老婆却说了一句:“你看那个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于是武大便自去隔壁找了王婆帮忙。即使是天寒大雪,老婆为勾引武松故意赶他出去卖炊饼,他依然忍气吞声地去了,并无什么怨言或不满。为人如此,可以说老实得可以,也可以说窝囊得到家。但武大竟然全能忍受。这正是历史上被男人推崇的大丈夫形象从肉体到精神的失落,是对历代男权的一个反讽。
  更深层的懦弱则体现为一种强烈依附性下的非独立的人格。作为社会的底层,对于自己的命运,大致有以下几种反应:逆来顺受,抗争,逃避,还有一种就是以一种虚假遥远的依托表达自己既非抗争也非逃避的自我优越,以摆脱生存境界的尴尬。武大郎就是这最后一种的代表。他本人因受不了浮浪弟子的骚扰,由清河搬到阳谷,与兄弟一年不见,忽然在街上重逢,开口第一句话竟然是:“二哥,你去了许多时,如何不寄封书来于我?我又怨你,又恨你。”乍看此话,本也近人情,但待到武松问他如何是怨如何是恨时,他的回答听来却颇有些好笑:“我怨你时,当初你在清河县里,要便吃醉了,和人相打,时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随衙听候,不曾有一个月净办,常使我受苦,这个便是怨你处。想你时,我近来取得一个老小,清河县人,不怯气都来相欺负,没人做主。你在家时,谁敢来放个屁。”此处武大郎,因受人欺负,而思兄弟这个昔日的街头一霸撑腰,本也无可厚非,但那种不凭自我努力而一心思谋着获得某种庇护从而让他人“谁敢来放个屁”的心态,却在国人中至今有着不小的市场。在拿兄弟昔日的霸道压外人之外,在潘金莲西门庆的奸情暴露后,武大郎还念念不忘用兄弟今日的威风吓老婆:“你做的勾当,我亲手来捉着你奸,你倒挑拨奸夫踢我心头,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们却自去快活!《水浒传》中的武大郎是一个极其次要的角色,在书中二十四二十五回(书中引文皆出于此)略一交代就被结束了性命,他属于史书笔法中的闪现型人物。若从读者关心的程度以及社会反思的力度上看,他远不及自己那个老婆潘金莲。因此,从《水浒传》研究的角度讲,关涉到武大郎的文章极少,倒是几个贬损人的歇后语或俗语和他还有些瓜葛:武大郎的辫子,短打;武大郎盘杠子,从前门凉到后门;武大郎开店,等等。即使在有限的研究文章里,也基本上持和大众阅读感觉近似的观点:武大郎是一个懦弱可怜勤劳朴实值得人同情的角色。这种结果的得出以及其一致性的程度,和我们阅读鉴赏中的道德评判以及同情弱势的心理并行不悖,但这种道德评判以及弱势同情往往使我们忽视了人物的复杂,善良之心的参与有时不免蒙蔽了读者的鉴赏视野,使得我们往往忽略了武大郎的另一面:可怜之外有可恶。如果说可怜还属于人性卑弱的成分,那么可恶则来源于这个小男人身上的属于那个时代与制度文化浸淫下生出的毒瘤。在他的身上,存在着人格的悖反:呆笨之中寓有心机,平时懦弱但于自身男性根本权威受到侵犯时却出奇地勇敢。而这种悖反和使人在悲剧的痛惜下的反思,才真正体现了《水浒传》的现实批判力度。
  就古代对男人的评价标准而言,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武大郎都无可矜夸。论才能,除了做炊饼沿街叫卖,无一长技;论品貌,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身材短矮,人物猥琐,绰号“三寸丁谷树皮”;论身份,无钱无权无势,平头百姓一个,尚且是平头百姓中被人贱视的一类。这种地位人品与材质,在潘金莲对武松的评价中,通过对比得以充分展现:“那妇人在楼上,看了武松这表人物,自心里寻思道:武松与他,是嫡亲一母兄弟,他又生得这般长大。我嫁得这一个,也不枉了为人一世!你看那三寸丁谷树皮,三分像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气!据着武松,大虫也吃他打死了,他必然好气力。”如此比来,从自然的禀赋到后天的所得,武大郎可以说皆是乏善可陈,无一丝优势可言。于是他的懦弱也就因自己“矮人一头”而具有了某种根性的特征。所以潘金莲说他“人无刚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这般三答不回头,四答和身转的人”;武松则明白说他“你从来为人懦弱”。人弱被人欺,马弱被人骑,在清河县呆不下去,只得迁居阳谷;最明显最本质的懦弱是体现在老婆面前的畏缩。武松还家,入得门来,潘金莲便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米,管待叔叔。”武大的回答是:“最好。”果品菜肴买回来,本待让老婆操持,而老婆却说了一句:“你看那个不晓事的,叔叔在这里坐地,却教我撇了下来。”于是武大便自去隔壁找了王婆帮忙。即使是天寒大雪,老婆为勾引武松故意赶他出去卖炊饼,他依然忍气吞声地去了,并无什么怨言或不满。为人如此,可以说老实得可以,也可以说窝囊得到家。但武大竟然全能忍受。这正是历史上被男人推崇的大丈夫形象从肉体到精神的失落,是对历代男权的一个反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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