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期
影响叙述者叙事的因素
作者：牛晓立
罗沙给昆丁讲这些往事时，已经六十多岁了，可是，几十年的时间仍未抚平她的感情。在她的眼中，萨德本是“穷凶极恶的无赖和恶魔”，姐姐埃伦是“罗曼蒂克傻瓜”，黑人是“野兽”，显然，她的语言涂上了厚厚的愤怒、阴郁、冷酷、毫不宽容的色彩，她的亲身遭遇使她很难保持客观、冷静的叙事态度，她是所有叙述者中最情绪化的一个，因此，她叙述的权威性就大打折扣，亲历事件的优势也变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局限。
康普生先生也有许多涉及萨德本的讲述：
他的地位微妙地起了变化，从镇民对这第二次回来的反应上可以看出来。因为这一次他回来后，在某种意义上他成了一名社会公敌。也许问题出在他这次带回来的东西上：他这次带回来的是具体的物质，而不像上次那样，光是一车野黑人。可是我倒不这么看。也就是说，我认为问题要比他的吊灯、红木家具和地毯的价值本身稍复杂些。我想镇民感到受了侮辱是因为他们觉察到他正卷进了什么麻烦……
康普生先生的叙述声音是平静的，不管他的看法是否准确，他的评判拉开了他与杰弗生镇民的距离。如果他亲身经历当时的事件，也许他也会像镇民一样，视萨德本为“社会公敌”。从罗沙和康普生先生的叙事对比中可以看出，时空位置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叙事态度，也使他们对同一个人物萨德本做出了不同的解释。
假如把第一种时空位置引申一下，以是否是南方人，是否熟知南方历史为时空划分标准，那么，罗沙、康普生先生和昆丁是人物叙述者，而加拿大人施里夫则是非人物叙述者。这两种叙述者对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种族斗争、南北战争等历史事件的了解以及认识程度肯定不同，这样，也会影响他们的叙事。如全知叙述者介绍的一样：
昆丁是和这传统一起长大的；光是那些人的名字就是可以互相换过来换过去而且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些名字充塞了他的童年时代；他身体就是一座空荡荡的厅堂，回响着铿锵的战败者的名姓；他不是一个存在、一个独立体，而是一个政治实体。
根据福克纳的说法，昆丁是小说的主要叙述者，他对南方历史的熟悉与理解程度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所以，他讲的萨德本家族故事最详细，语言中透露出爱恨交织的感情。而对南方十分陌生的施里夫却坦言：
我不是想故作聪明。因为那些事是我们那儿的人没有碰到过的。或者我们没准也遇到过，但多发生在很久很久以前而且隔着一片水，因此现在再没有什么让我们每天见到能提醒我们的了。我们不是生活在被挫败的老爷爷们与解放了的黑奴当中（我也许弄颠倒了，得到自由的是你们白人而黑人却输掉?），也没有餐桌子上嵌进了子弹诸如此类的事，一直提醒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
因此，施里夫叙述中的诸多推测就不足为怪了。顺便说一句，对于施里夫的推测，全知叙述者曾有这样的评价：“这都是施里夫设想出来的不过没准确实是这样的。”
如上文所说，叙述者叙事时所处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一种影响叙事的时空位置。罗沙是在“那个漫长安静炎热令人困倦死气沉沉的九月下午从两点刚过一直到太阳快下山”时讲故事的，地点是“那个昏暗炎热不通风的房间四十三个夏季以来几扇百叶窗都是关紧插上的”。可以想象，任何人在这样的环境下，喋喋不休地讲述一个悲剧意味很浓的故事，即使与其中的主人公没有感情上的纠葛，也很难拥有轻松愉快的状态。然而，可能就是由于这样的环境，才给罗沙提供了发泄心底积怨的适宜温度和场所，并且充当着燃烧她心中怒火的能量，支撑她讲下去。康普生先生在夏日的晚饭后，闲着无聊，抽着雪茄，坐在围廊下，把从父辈那里听来的故事讲给儿子。周围的花、草、虫增添了几分浪漫气息，难怪他心平气和，慢条斯理。昆丁和施里夫的叙述发生在哈佛大学的宿舍里（这是个青年学生闲谈或发表议论的好地方）。当时天正下着雪，气温零度以下，可他们却忘我地从夜里十一点轮流讲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钟。他们的讲述中有争执、推测、交谈和探究。有趣的是，其间全知叙述者间隔性地出来报告时间和室内的温度。随着夜的加深，温度的变低，他们充满激情的争论逐渐转变为冷静的交谈和思考，在这里，叙述者的时空位置与其叙事达到了完美的结合。
三、 叙述者的个人背景
叙事作品的虚构性决定了叙述者的非现实性，也就是说，他不是生活中的真人。但是，“作为‘纸上的生命’，人物在文本层次是充满活力的”。依据作品，我们可以获得一些关于他的信息，如：年龄、性别、国籍、经历、道德信仰、价值判断等等，这些信息在文本的意义上是真实的，一方面，它们形成了关于叙述者的背景资料，另一方面，也构成影响叙述者叙事的重要因素。就《押》而言，叙述者的个人背景不仅影响了他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而且也影响了他们的叙述内容，使其不由得关注起特别的事件来。
《押》的几个叙述者在叙述中有不少重复之处，但是分歧随处可见，如：在对萨德本和埃伦的评价，亨利、朱迪思及查尔斯•邦之间的感情，萨德本拒绝承认邦等方面，我们都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得到不同的版本。他们受到个人背景的左右，从自己的角度看问题，自然要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生活中常有的一种现象，在此不必累赘。笔者想把讨论的重点放在叙述者的个人背景对其叙述内容的影响上。
按赫尔曼所言，在叙事作品中，“可以说，所有叙述者的报道都少于他们所知道的东西，因为叙述必然是从一堆事件、思想、感情以及经验等‘已发生的’原材料中选择对于叙述者而言最突出的内容”。在笔者看来，叙述者之所以做出某些内容“最突出”的比较，是由于他认为这些内容最能代表他的个人背景，因此，也就最吸引他的目光。这一看法，可以从罗沙和施里夫的叙述内容得到很好的佐证。
搜索罗沙的背景资料，我们可以查到，她是小说叙述者中惟一的女性，年龄最大，亲历过旧南方的历史等，但是，从影响她的叙述内容的角度看，她的成长与生活经历应该是最有价值的信息。在她出生时，母亲因难产而死。对于她，父亲只有能够让她活命的意义。从她还在襁褓中开始，伴随她的是性格古怪、冷酷、专横的姑姑，就这么一个还算得上亲近的人也撇下年幼的她，在独身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深夜，从窗户里爬出去，与马贩子私奔了。姐姐埃伦很少回娘家，她们一年见不上几次面，所以埃伦对她来说，也像个似有非有的人。就这样，她在封闭、孤独、阴沉、冰冷的环境中度过了童年。后来，姐姐和父亲相继去世，她也因萨德本对她感情上的伤害，一直过着独身生活。观其一生，爱，是她从未享受过，也是她最渴望得到的东西，因此，仅有的两次“爱情”成为她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成为她“现在”最想回忆的内容，尽管回忆中充满痛苦，但这两次经历毕竟在她死一样的生活中激起过微微的波澜。
十四岁时，她偶然听说了朱迪思与查尔斯•邦订婚的事，她从来没有见过邦，也不知道他的任何情况，但她却把自己当成朱迪思，对着一个名字做起了梦。她偷偷到父亲的店里拿了布料，背着父亲和佣人缝起了嫁妆。二十一岁那年，一天，萨德本突然把手按在她的头上，说了句，“你也许认为我对你姐姐埃伦来说不是个太好的丈夫，很可能你是这样想的。不过即使你不在乎现在我又老了点这件事，我相信我可以答应至少对你我会做的一样好。”接着就把戒指套到了她的手上，这就是五十九岁的萨德本单方面宣布他们订婚的整个仪式。对于这一切，罗沙不但没有说“不”，反而内心有些激动。罗沙对第一次“爱情”的详细描述，使一个多情的少女形象跃然纸上，虽然她长期受到压抑，但她的心里播有爱的种子，她渴求施与爱的滋润。她第二次经历“爱情”时的几分激动，流露出她盼望过上一个女人应有的正常生活的迫切心情，为此，她都不在乎事先萨德本根本不征求她的意见，也不考虑他们年龄等方面的悬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