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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的艺术精神

作者：杨有山

　　二、在对人的本质与情感的认识和表现上，从主导倾向看，文人诗歌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认识和表现人的本质与情感的，它更重视人的社会性、理想性，表现符合当时政治、道德要求的情感，塑造符合伦理要求的理想人格，因而它的思想情感内涵带有伦理化倾向。文人诗歌表现的伦理化倾向呈现为一种情感形态，就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情感。儒教伦理作为和王权政治相表里的统治思想，对中国文化——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儒家诗教成为诗人创作的原则和诗歌批评的标准。儒教伦理一直重视个人之外的社会关系，以社会为本位建立了礼教秩序，“三纲五常”明确划定了人所存在的社会价值标准，即个人只有依附于某种既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三纲五常）之上才具有价值，否则便会被社会攻讦、抛弃，被排斥于“人”之外。如孟子所说：“无父无君，禽兽也。”中国诗歌开始只注重“言志”，那么“志”的内涵是什么呢？毛泽东同志谈到“志气”一词时说：“‘志’似指事物之质，不变的东西（在一物范围之内），‘气’似指量及属性，变动的东西。”^⑨“志”是人的思想意识中长期形成的本质的东西，必然要受到社会理性的影响，这种人的志向、抱负、人生观、价值观，必然要适应社会的要求，尤其是要受到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封建伦理成为“志”的重要内涵。“志”既然属理性范畴，而非感性范畴，强调言概念性的“志”，自然不可能同时注重抒情性与形象性。可以说，中国古代诗歌发端于志，即发端于理念。所以理性主义在中国历代诗歌中占有着稳固的地位，诗人创作时非常注重诗歌的思想意义和社会效果，弘扬以纲常伦理为内核的社会理性。刘勰就明确说：“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⑩而从荀子开始就强调“明道、宗经、征圣”是诗歌表现的核心，文人诗歌也就逐步演变为封建政治教化的工具。汉代《诗大序》虽然把“吟咏情性”引入诗的创作，但仍然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要求诗歌所抒发的感情纯美正大而符合纲常伦理。白居易虽然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但他要求这种“情”要“温柔敦厚”，要起到“惩劝善恶”、“补察时政”的社会作用，这种“情”仍然是社会理性的代表。儒家诗教言情则讲中和，言志则涉功利，文人诗歌成为封建政治伦理的附庸，其表达的情志，自然是一种合乎封建伦理规范的思想情感。
　　从创作实践看，文人诗歌表现的报国济世，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显亲扬名、封妻荫子的功名思想，以及忠孝节义的伦理情感，甚至连那种隐居名山、养望待时的思想，都属于以社会为本位的群体情感。而反抗社会束缚、追求个性解放和爱情自由的个体情感在诗中却颇为少见。比如白居易的《卖炭翁》，其生活素材是一农夫以驴负柴去京城货卖，被太监掠夺引起争斗的事件，这在韩愈等修的《顺宗实录》中即有记载。白居易对此素材的处理是，一方面深化了被掠夺者内心的痛苦和哀怨；另一方面抽掉了被掠夺者奋起抗争的精神，把卖炭翁塑造成一个符合伦理规范的弱者而寄予同情，使其符合“怨而不怒”的诗教精神。杜甫《三吏》《三别》中的中男、老兵、老妪、新娘等也都是“不幸的顺民”。再如属于个体情感的爱情题材，在文人诗歌中也颇为少见。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就说：“中国缺乏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文人诗歌在反映男女关系时，属于个体情感的爱情受到排斥，只能反映属于五伦之一的夫妇关系。而反映夫妇关系，也要符合社会的礼义规范。汉代“张敞画眉”的故事就颇耐人寻味。张敞为妻子画眉的亲昵举动，竟成为政敌在朝堂上攻击他的把柄，多亏皇帝通达，认为“闺房之内，夫妻之私，有甚于画眉者”，才免遭大祸，更休谈夫妇之外的男女之情了。文人诗歌中塑造的理想人物，或为忠君报国、济世泽民的忠臣志士，如屈原、曹植、鲍照、李白、杜甫、王昌龄、高适、岑参、白居易诗中塑造的理想人物和自我抒情形象；或为隐逸高蹈的高人雅士，如陶渊明、孟浩然、王维、裴迪、储光羲诗中塑造的隐士形象。大都不出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格理想，符合封建社会的伦理规范。
　　三、在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和体现上，文人诗歌表面上重“表现”，而其实质是重“再现”。“表现”和“再现”不仅仅是表现方法问题，而是作家由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不同，导致他们对所关注和描写的对象的不同，以及对描写对象的不同处理。即“表现”是把人作为世界的主体，作为描写的中心，重在揭示人的内在精神世界和生存状态，表现其内心的苦闷、欢乐、追求、愿望、矛盾等情绪和丰富鲜活的个性。把人的情感作为人的本质加以表现和肯定，关注人的命运，维护人的尊严和权利。“再现”重在反映以社会为中心的客观世界，描写现存社会的种种状态、现象和问题，表现作家对以社会为中心的外在世界的反映和干预。当然，这二者并非截然对立，也有相互交叉和融合。文人诗歌开始只注重“言志”，后来才有“诗缘情”之说。但儒家“诗教”强调这种“情志”必须符合礼义规范，起到辅翼教化的社会作用，因而诗人的诗中表现的“情志”就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情感，而是社会化的伦理情感。儒家极重社会功利的诗论在中国古代一直占主导地位，导致了诗人在创作中让诗歌承担过多的社会责任，重伦理秩序而轻个人情性的抒发。从而造成了文人诗歌表面上重“表现”——言志、“吟咏情性”。而其实质是重“再现”，较多作品体现了诗人对外在世界的反映和干预，较少表现诗人内心隐秘的情感，较少关注作为生命个体的人的情感、愿望和追求。即以抒写恋情而言，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就曾指出，“恋爱在中国诗中不如在西方诗中重要”，在西方，“说尽一个诗人的恋爱史，往往就已说尽他的生命史”；而“中国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其“社会理想侧重功名事业”，把“随着四婆裙”转看作一种没出息的表现。社会官场、功名事业，这就是中国古代诗人较多关注的对象，从而导致了文人诗歌主要不是诗人心情意绪的外化，而成为透视社会人生的一面略带感情变形的“镜子”。历代诗论家往往以“诗史”称许诗人，就说明了这一点。因而，文人诗歌的题材内容带有外向性、客观性的特点，体现出文学重“再现”的本质。
　　中国古代文人诗歌表现的艺术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具有历史合理性，又具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就其积极面而言，一是它体现了中国古代诗人对社会民族的强烈责任感。文人诗歌表现出强烈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尽管这种忧国忧民是以儒家仁政改良思想作为思想基础，忧民忧国从属于忠君，但它对社会黑暗局部性的揭露和批判，对人民苦难的理解和同情，仍然体现出作家的社会良心和古典人道主义精神。尤其是在政治黑暗、社会动乱的时代，中国古代文人诗歌一直是“为人生而艺术的”，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和政治批判精神，使文学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得到了强化。同时也注意到文学的审美价值，使文学追求的价值体系基本上保持合理与平衡。二是文人诗歌反映了中国诗人以社会为本位的价值观和道德观。重视社会整体利益，弘扬奉献精神；强调个体与群体、社会的和谐；注重理性，要求情理中和。这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人类与自然的矛盾较突出，需要强调人的整体主体性的历史时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进步性。具体到中国古代社会来说，中国封建社会的前期和中期，从周代到唐代，中国封建社会从萌芽、形成、发展到高峰，中国古代诗歌也相应地经历了形成、发展到繁荣的历程，文人诗歌表现的伦理化倾向与社会发展是基本相适应的，有其一定的历史必然性。其缺点大致也有两个方面：一是在美与善、文与质的关系上，或多或少带有重视后者而轻视前者的倾向，文人诗歌过多依附于政治、道德，而对真情美感的追求和表现不够。正如鲁迅先生在《摩罗诗力说》中所说：“中国之诗……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舒两间之真美。”二是过分强调以社会为本位，压抑个体情感。古代文人诗歌表现的伦理化倾向，只注重人的整体主体性，漠视人的个体主体性；只注重人的伦理意义，忽视人的生命价值；只注重人与自然的矛盾，忽视人类社会内部的矛盾。到了封建社会日益腐朽没落的后期阶段，封建伦理对个体的压抑和戕害更为严酷，以至于像戴震控诉的那样“后儒以理杀人”，它实质上成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不合理社会制度的理论基础。这不仅造成社会的极度不合理，而且损伤了众多个体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积极性，最终导致社会发展的缓慢。文人诗歌不加区分地强调社会整体利益，笼统地弘扬等级、秩序、规范、和谐、社会理性，个体服从群体，这就压抑了人的自由天性。在生产力水平有了较大发展的封建社会后期，有明显的消极作用。正如张碧波、吕世纬同志所说：“中国的文学则在漫长的时期内，发挥着压抑个体意识和同化个体意识为群体意识的作用，扮演了维持和稳定理性社会对感性个人主宰地位的‘帮办’角色。”⁽¹¹⁾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郁达夫对中国古代文人诗歌颇多批评，原因即在于此。总之，中国古代文人诗歌的经验教训是值得我们总结吸取的。
　　
　　作者简介：杨有山（１９５８－ ），河南南阳人，河南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①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５．１５９．
　　②丹纳．艺术哲学［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３６２．
　　③吴承学，沙红兵．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纲［Ｊ］．文学遗产，２００５．（１）２２－３４．
　　④⑤白居易集卷六五［Ｍ］．
　　⑥陈子昂集卷一［Ｍ］．
　　⑦⑧陈伯海．唐诗学引论［Ｍ］．上海：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１４．１８．
　　⑨毛泽东书信选集［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４０．
　　⑩陆侃如，牟世金．文心雕龙译注（上）［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１．５８．
　　（１１）张碧波，吕世纬．中国文学基本特质及其形成原因的探讨［Ｊ］．１９８８．（６）１－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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