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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悲情抒写

作者:何光超




  摘要:李商隐是个悲情诗人,爱的悲情抒写是其女冠诗独具特质的美学形态。同时爱的悲情抒写也融入了诗人的悲剧身世和生命的悲情体验,体现了诗人至真至纯至美的爱情价值观,在其爱情诗中占有特殊地位。
  关键词:李商隐女冠诗爱悲情抒写
  
  女冠诗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一道独特而绮丽的风景,这类诗以深情绵邈的笔调,抒写女冠的生活境遇和情感世界,并泄露了商隐与女冠的隐秘恋情。初恋的经历带给他短暂的欢愉,同时,无果而终的痛苦恋情促成了一批女冠诗的成功创作。从数量上看,咏及女冠的诗有近三十首,其中包含部分“无题”诗。从风格上看,女冠诗大都写得隐约迷离,意境飘渺空灵。从内容上看,这些诗是女冠和诗人自己真爱追求与身世遭逢的悲情抒写。李商隐因家庭变故、仕途偃蹇和爱情失意而形成的悲情心态,深刻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从而使悲情抒写成为女冠诗乃至整体诗歌的特质,悲情抒写在义山诗中获得了较高的美学价值。
  
  一、初恋悲剧与悲情心态
  
  李商隐是个悲情诗人,其诗歌的悲情抒写与早年悲情心态的形成有着深刻渊源。而造成其悲情心态的因素较复杂,主要跟幼年及青年时期经受的生活及人生打击有关。
  首先,童年的家庭变故萌生了其悲情心态。商隐十岁丧父,作为李家长子,支撑门户的重担自然就责无旁贷地落到商隐的肩上。为了奉养母亲、抚育弟弟,他不得不拖着幼弱的身躯为生计而奔波,来到东都洛阳靠“佣书贩舂”(《祭裴氏姊文》)取得的微薄收入来养家糊口。其时,商隐年龄也不过十二三岁,却从此涉入艰难的人生,过早地告别了本该属于他的童年。正常孩子应当有的纯真和欢乐,与商隐擦肩而过。幼小的心灵很早就品尝了生活的艰辛和沉重,长期的生活重负使他以一种悲情心态和超凡勇气直面人世与人生。悲剧命运造就了悲情心态,而这种心态又持久地弥漫于他的整个情绪和情感之中,使他的诗歌带有一种“先天”的悲情色彩。“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一个同情孤鸿命运的少年,忽然醒悟到自己的身世原来也和这形只影单的孤鸿一样孑然无依、飘无栖所,甚至还不如孤鸿,孤鸿不知身世而悠然自得,可是自己的不幸又有谁知道,又有谁来同情呢?
  其次,他的悲剧家世强化了其悲情心态。商隐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公先真帝子”(《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商隐的远祖和李唐皇室有同宗关系,但这种关系却非常疏远,因而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政治、经济上的实际利益。从其诗文中看出,他是很在乎自己与皇室的这种关系的,至少多少会给他带来些许门第、身世方面的自信与自负。他的父亲李嗣仅做过县令之类的小官,并且很年轻就病故了。此后李家孤儿寡母顿时陷入更大的困境。“寄绪衰微,簪缨殆歇……泽底名家,翻同单系;山东旧族,不及寒门”(《祭处士房叔父文》)。“这样一种现实地位相当寒微而又‘系本王孙’的家世,一方面使他具有对唐王朝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政治责任感,怀抱‘欲回天地’复兴李唐王朝的宏愿;另一方面,又使他具有强烈的家族责任感,时刻想着振兴家道,冀立门构。”“古人常叹知己少,况我沦溅艰虞多”(《安平公诗》)。这种“寄绪衰微,簪缨殆歇”的地位处境,使他有一种浓重的家族没落感、心理压抑感、孤苦无依感,这又进一步强化了他的悲情心态。
  当然,对李商隐悲情心态的形成影响最大并最终塑成悲情心态、使悲情心态成为“常态”而存在的,是他与女冠的恋情悲剧。这段隐秘恋情发生在商隐玉阳山学道期间(大约在他二十一岁至二十四岁时),并不见载于史料。当时商隐初次应试不第,情绪上极为低落,“精神上颓丧苦闷,需要藉宗教来寄托”。隐居学道倒是最好的和必要的精神治疗。另外,在崇尚道家的唐代,道学生徒可以通过“道举”步入仕途,许多士子在落第后往往选择这一“终南捷径”,所以脱世服而着道士衣冠学道者甚多,商隐学道玉阳与此不无关系。唐代道观中还有不少女道士,因戴黄冠而称作“女冠”。“唐时重道,贵人名家,多出为女冠。至其末流,或尚佻达,而衍礼法。故唐代女冠,恒与士人往来。”大多女冠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较少受礼法束缚,与社会尤其是文士有广泛交往。这些文士“有的还与女冠结下了深深的友情,甚至演绎出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李商隐这位深情绵邈的青年才俊学仙玉阳时结识了一些女冠,难免与其中个别年轻美貌者擦出缠绵的情爱火花。
  多数学者认定商隐所恋女冠是一宋姓女子,她的身份应当是玉阳山灵都观陪侍入道公主的宫女。商隐的两首诗《赠华阳真人兼清都刘先生》《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无意中泄露了他们之间的秘密,还有其他为数不少的诗作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他们的恋情。两人的爱情是真挚的、严肃的,甚至“李商隐与那女冠已经情同夫妇”。不幸的是,这种“偷桃窃药”的地下恋情毕竟不合法,后来由于事情泄露,女冠遭到宫观处置,被遣送回长安宫中,商隐也被逐出道观。他们被迫分离,这段恋情遂无果而终。
  “李商隐所真诚热恋的那位女冠的悲惨下场,给他留下了深重的精神创伤,使他终身不能忘怀,所以反复咏叹,篇什尤多;隐约迷离,难以索解。”在此之前,生活的磨难、失意的打击极少在商隐诗中涉及,但这场悲剧恋情却不断地化作篇篇优美婉伤的诗章,“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这些经典的诗句如粒粒流泪的珍珠,他那爱而不得的悲情,打动了无数追求真爱、为情所困的人们。
  家世、身世、爱情等不幸带给李商隐的是心理上长期的沉重压抑感、孤独无依感,使他经常处于一种悲情心态,而曾经给过他心灵慰藉的玉阳之恋的失败,最直接地把他推上了悲情诗人的地位。
  
  二、爱的悲情抒写
  
  美好爱情历来是诗人咏唱不衰的主题,对爱情的向往、追求和赞美是爱情诗的主旋律。然而,在李商隐的女冠爱情诗中,却几乎听不到欢愉之音,爱的悲情抒写主导了女冠诗的基调。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哪个诗人像李商隐那样,倾心于以悲情来写爱情。
  首先,女冠诗对爱情间阻的悲情抒写。唐代女冠尽管不受世俗礼法束缚,可以与社会交往、结交异性,但这种交际仍然受到道教种种戒规禁律的限制,道家男女相恋毕竟为人所不齿,为社会所不容,只能以秘密方式或半地下状态进行。一旦私情败露,还是要受到严厉惩处的。再者,商隐所恋的宋氏女冠是入道公主的随侍,她的行为自然受到的限制就更多,更不自由。他们追求爱情的行为本身就是对道教禁律的挑战,同时又不得不冒着被处罚的巨大风险,因而其爱情也就具有了悲情色彩。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
  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偷桃窃药”以东方朔偷桃和嫦娥窃药喻男女恋爱与学道求仙难以两全。“锁”字写出所爱之人被禁锢于“十二城”(指道观)之中,过着形同幽囚般的生活;“水精帘”则是隔绝不通的象征,道教禁律无情地把他们分离开来。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熏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无题四首》之一)
  
  上次约好的会面日期已过,但伊人不见,没有了消息,约会成了空言。诗人徒有相思而不得相知相会的悲伤。依钟来茵先生所解,前一首诗写“宋真人在灵都观(在玉阳山)学仙时,被禁闭在碧城十二楼中,得不到自由”,二人相距很近,尚不得见;此诗则写“她(宋氏)被遣送回宫,一去不返,则恍如隔世,故顿生‘更隔蓬山一万重’之感”。“所思远隔,会合无期”,发出因爱情的间阻引起的带有悲情色彩的沉重叹息,“蓬山重隔之恨,相思无望之叹,可望而不可及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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