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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近”现象，“逗现”真实
作者：汪全刚
关键词：真实世界迹近逗现
海外华裔学者叶维廉的比较诗学对二十世纪后半期的中外汉学和比较文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他所提出的比较文学中的“模子说”倡导循源溯流，同异全识，相互映照，被有的学者归纳为“‘模子寻根法’和对话方式的综合”①，具体的意思是：“依照各自的文化模子追寻各自文学的源流，又始终视对方为一个参照对象，辨别同异，展开对话，进一步认识自己。”②
虽然叶维廉在其比较诗学理论和实践中一以贯之的是平等对话，互比互识，不执一端的主张，但我们却可以看到其显现功力处还是在对中国传统诗学的挖掘和发扬上。这种极富意义的对中国诗学起到“解蔽”作用的努力势必对所谓的中国文论“失语”的困境和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具有启发意义。③而在这种“解蔽”的过程中，叶氏的立基之处是透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传释方式的阐释，凸显受道家主要是庄子影响的传统诗学的美感视境。因此，对中国古典诗歌语言传释特点的研究在叶氏的理论和实践中就具有了及其重要的位置。叶维廉自己也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在我们的互照互识的构思中，我们必须把双线文化和多线文化的探讨导归语言、历史、文化三者不可分割的复合基源。”④
一、“真实世界”美感视境的解读
正如叶维廉在接受访谈时所讲：“我早期受‘五四’传统的影响很大，我喜欢中国诗歌那种丰富、含蓄，不依赖陈述，主要由意象构成多层次意味和氛围的短诗。”⑤以道家特别是庄子美学为基础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决定了叶氏对语言及其传释活动拥有了自己独到的理解，亦即语言以一种不可言说的言说，去“迹近”、“逗现”现象世界或真实世界。
“真实世界”是叶维廉比较诗学实践中经常运用的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他对中国古典诗歌所追求之美感视境的理解。他有专文《语言与真实世界》来探讨这一核心问题，其中的阐释也比较明晰：“在注意及决定事物的状态和关系之‘前’的一瞬，亦即‘指义前’的一瞬，是属于原来的、真实的世界。”⑥这种“指义前”的真实世界从本质上来说是超脱语言，超脱感受，超脱时空的，因而，我们只能通过冲破语言、感受和时空之限制，接近这一理想中的真实世界。
不仅有专文论述，而且从叶维廉的大部分理论著作中都可以体会到他对道家尤其是庄子美学的心领神会。在《言无言：道家知识论》一文中，他否定了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妄图“无视外物的实在性而另行建构一个替代体的抽象世界”⑦的努力。这种西方传统的狂妄求知在他看来忽略了如下几点：１．理念世界只是一种代替现象世界的“假设”“假名”；２．理念世界的真知因现象世界的不可预知而不可得；３．具有有限性的人无法承担树立万物典范的重任；４．世界的变动性根本否定了理念世界的不变性；５．由直观现象到理念本体的辩证推理活动，违背了世界的非序次性特征。⑧反观于此，道家早就领悟到了宇宙现象世界的演变是超乎语言、逻辑和智识的，老庄视抽象的理念为限制，减缩，歪曲，片面的假想。无论是老子主张的“大制无割”“复归于朴”，还是庄子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他们共同的理想都是追求“未始有封”“未始有是非”的“概念、语言、意识发生前”的世界。
然而，要复归、退回到“概念、语言、意识”前的远古世界已不啻为一种幻想，要用先天自然就具有“指义”作用的语言传递真实世界的感受经验也就成了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审美追求。现象世界的体验是自足自得的，具有一定的不可传达性，而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者们却具有强烈的传达这种体验的欲望与要求。因之，这种内在的、先天的矛盾和冲突就期待作者独特的语言传释策略——不可言说的言说。叶氏在下面的段落中对这种传释策略及其所追求的美感视境之分析比较有代表性和典型性，也可以看作是他对比较诗学中“中国模子”的独特解析。
中国诗人能使具体物象的活动存真，能以“不决定，不细分”保持物象之多面暗示性和多元关系，乃系依赖文言之超脱语法与词性的自由，而此自由可以让诗人加强物象的独立性、视觉性及空间的玩味。
这些特色往往使读者与文字之间保持着一种灵活自由的关系，读者仿佛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中间地带。这种语法的灵活性促成了一种指义前的状态，那些字仿如实际生活中的事物一样，在未受预定的关系与意义的封闭的情况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可以从不同角度进出的开阔的空间，让我们获得同一美感瞬间的不同层次，让近乎电影般视觉性强的事物、事件在我们眼前演出，而我们仿佛在许多意义的边缘前颤抖欲言。⑨
二、“迹近”：物象的直接呈现
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赋予了诗人把握和传达现象世界的有利工具。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学论丛》开篇就言及中国文字：“中国文字虽曰象形，而多用线条，描其轮廓态势，传其精神意象，较之埃及，灵活超脱，相胜甚远。”⑩当然，我们不可以轻下断语说，正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这种天然优势才造就了中国古典诗歌独特的美感视境。或许，恰恰相反，正是中国道家的这种独特的审美追求对中国语言文字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至少，我们应该承认，语言文字和这种追求“真实世界”的美感视境是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因为，从本质上说来，语言还是人认识世界本质的一种表征。
对现象世界或真实世界美感视境的追求是贯穿着叶氏理论和实践的一条主线，他甚至将这一审美标准引入到了小说批评中，要求小说也需要有“不隔”之感，达到了小说与诗的美学汇通。在《现象•经验•表现》一文中，他更加强调了这种追求及其语言传释特点：
现象（由宇宙的存在及变化到人的存在及变化）本身自成系统，自成律动。语言的功用，在艺术的范畴里，只应捕捉事物伸展的律动，不应硬加解说。任何事物从现象中依次涌出，让读者与之冲激，让读者参与，让读者各自去解说或不解说。(11)
叶氏在其文中频频使用“迹近”的概念和“火花”“水银灯”等比喻来解释文字这种突破自身限制，无限逼近现象界的特殊功用。超脱语法束缚的文言具有了“充分视觉性、图画性和汉语非直线性组合的特征，使它正好成为诗人直接触摸与描述世界的天然质料”(12)。即是说，汉字的视觉性与自足性使中国古典诗歌具有了语序自由、意象鲜明、超越逻辑而直抵经验世界的特点。这种超越智识，诉诸直觉经验的语言，在现代小说中也屡被应用，因为“这不是作者在语言上耍花招，因为生活就是这样的”(13)。
这种“火花”一闪般的“迹近”效果的获得，依赖于文言超越语法的高度灵活性。通过这种“若定向、定时、定义而犹未定向、定时、定义”(14)的超脱性语法，诗人接近了保持接触物象一瞬间的实际现象世界的存真。具体来说，这种语法特点主要有如下特征：１．古典诗歌不用或少用人称代词，从而消除了主客体间的距离，使读者与作者之间保持一种可以主客互换的模棱两可的关系；２．古典诗歌的谓词没有时态变化，这使得作者彼时彼地的体验具有了一种此时此地的现场感和一种永恒的普遍的超越性质，直接以其常新的面貌在我们面前生发涌现：３．古典诗歌句法、文法的灵活性，消解了空间和感受的限制，摆脱了日常分析性、叙述性的语言逻辑，形成了松散、模糊的语序和语义关系，从而接近前引叶氏段落中言及的“指义前”的状态，营造出一种直觉性的美感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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