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论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
作者：王 莉
当然，郁达夫提倡创作时的“无目的论”，并不代表他否定文艺具有道德功能。郁达夫曾表示不能赞同美国（斯平加恩）Ｓｐｉｎ-ｇａｒｎ的“文学与道德是完全不相干”的说法，认为“‘书虽则不能使人一变而为善为恶，但却能使善者变为更善，恶者变为更恶。’一般的书且然，何况乎文学作品呢？”并从文学作品的效果上对道德功能做出了正面的肯定：“实际上真正的艺术品，既具备了美、真两条件，它的结果也必然会影响到善上去，关心世道人心的人，大可不必岌岌顾虑。”在他看来，文学作品的道德功能不应该也不需要如目的小说那样去刻意追求，而只要把写小说“写得真，写得美”，就必然地具有伦理道德的功能：“唯既真且美的，则非善不成。”这是一种“无所为而为，无目的而实现目的”的态度。如前所述，郁达夫大多作品只是专注抒写真实情感体验或酝酿出一定的情调氛围，很少有道德的目的，但作品仍然具有一定的道德伦理功能，或激发人们对现实的愤懑、改变弱国子民的不幸，或陶冶人性、涤荡人们的灵魂等等。
其实，郁达夫反对“有道德目的”但不否定“道德影响”都是基于文艺审美的特质来考虑的。在郁达夫看来，文艺首先要求的是审美的功能，其他功能都必须通过审美功能为中介间接地产生作用。无疑，这是符合文艺创作和欣赏实际的。尤其可贵的是，郁达夫又不像那些极端的“唯美主义”者那样漠视有道德目的的作品。他认为，目的小说“在创造者方面，不妨创作”，只是“当论小说的艺术的时候，绝对不能拿来作论断的准则”。可见，郁达夫没有全盘否定“有道德目的”的小说创作，并指出文学史上有很多优秀作品是“有道德目的”的，如弥尔顿的《失乐园》，雨果的《悲惨世界》，托尔斯泰的小说以及易卜生、萧伯纳等人的戏剧。只是“有道德目的”与否不能作为品评作品好坏的证据。“说文学一定要教人为善，一定要给一个教训的说话，是不对的”。文艺的价值评定首先还应当从审美的特质去考察，那些“有道德目的”的小说之所以成为优秀的作品，是在于其有着极大的艺术价值，而不是因为宣传道德的卖力。
四
需要特别论述的是，郁达夫的文艺功能观是有所变化的。“五四”时期走上文坛的郁达夫是幸运的，因为“五四”是一个宽容的文学时代，它不仅会为激昂、兴奋、勃发的文学精神击掌叫好，也会为哀切、幽怨、低沉的感伤情绪暗自垂泪。于是郁达夫才有机会发展自己的艺术个性，尽情地倾诉苦闷、穷愁、哀伤，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偏重审美功能的文艺功能观。郁达夫又是不幸的，他对文艺“美”的追求不久就被剧烈的社会变化冲断了。五卅血腥惨案，大革命的失败，帝国主义的侵略等现实使得社会动荡不安，祖国内忧外患。于是时代要求文学更加贴近生活，揭示社会生活的真实矛盾运动，从而启悟人们的觉醒。这一新的美学潮流给作家以很大的冲击，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感到更深沉更准确地表现变动着的社会现实是自己最重要的课题。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时势、美学潮流的带动下，郁达夫也开始“转换方向”，在理论上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以免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尤其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逐渐地开始注重文艺道德功能。一九二八年，在鲁迅的大力支持下，郁达夫创办了《大众文艺》，并反复申明“《大众文艺》没有多大的野心，不过想提供给一般读者以一点近似文艺的东西而已”。所谓“近似文艺”，实际上就是适当地放松了对文艺审美功能的考虑。因为要在民众教育极不发达的中国现代社会里，过分地强调艺术审美功能，就可能使大众无法接受，毕竟审美是以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为基础的。郁达夫在《诗论》中，曾把那些完全“以诗中的思想为主的”“如宣教师所乐诵的东西”称为“诗的变体”，认为它们不能作为诗的代表。“近似文艺”可以说正是“文艺的变体”，它也不能成为文艺的正宗，但由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文艺的变体”能更直接地为民众理解，郁达夫亦肯定了它们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郁达夫还提倡将文艺与电影联姻，认为“要使静的文艺，能适合乎平民的口味，那么文艺作品，非要经过一次电影的媒介不可；电影的功效，非但能使死的文艺变成活的，有些地方，并且更可以使许多无意义的文艺变成很有意义的东西”。而一九三二年初他在暨南大学作讲演时，更是明确地宣称文艺是宣传：“我们要用文学来作宣传，唤醒我们本国的群众，叫大家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文学来作水门汀，使我们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被压迫群众都能联合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之上。我们要用文学来鼓吹世界革命，用以抵抗帝国主义者和资本家的世界第二次大屠杀”，并积极探索如何才能使文艺更好地为宣传服务。他也试图通过文艺反映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给读者指明所应走的路，创作带有很强的目的性。如《她是一个弱女子》《微雪的早晨》《出奔》等都是“先把结果评量定了，然后再下笔写出”的作品，其中《她是一个弱女子》的创作就明显地寄寓了作者的主观愿望。尽管这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我们仍然应该肯定其积极的立意以及进步的思想倾向。
由此可见，无论是理论主张还是创作实际，郁达夫对文艺道德功能都表现出比前期更为急切的关注，甚至从“道德影响说”转变为“道德目的说”。但需要注意的是，郁达夫并没有像大多创造社成员如郭沫若那样彻底否定自己前期创作并将文艺的审美特质抛弃掉，纯粹地强调文艺道德功能，而是仍然坚持文艺的审美属性。他在肯定“变体的文艺”符合现实要求的同时，认为：“文学的效力功用，是间接的，所以必须写得动人，才能达到宣传的目的。”“不一定要诗里有手枪炸弹，连写几百个革命革命的字样，才能称真正的革命诗。把你的用大山似的热情愤发出来，使读你的诗的人，也一样的可以和你悲啼嘻笑，才是诗人的天职。革命事业的勃发，也贵在这一点热情”。“写得动人”、“贵在热情”都是对文艺审美特质的强调。不过，在这里郁达夫已经悄然的变换了一个角度，他不再从正面强调文艺的审美功能，说“美是艺术的核心”，而是从加强宣传效果的角度提醒人们“光是喊喊口号，或作一些教训指示的空壳文章，是没有用处的”。这无疑是郁达夫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为坚持艺术审美功能所做出的无奈而聪明的理论选择。因此，他指出，“过去的两三年中，普罗文学的喊声，也很热闹，但终于收到了反对的效果，致使民众运动受到莫大的压迫与损失”，就是因为文艺没有充分利用其以情感人的审美优势，从而不仅没有取得宣传的效果，反而“受到了反对的效果”。可见，郁达夫后期在强调文艺道德功能的同时，仍然坚持着文艺的审美功能。
作者简介：王莉（１９７９－ ），女，安徽宁国人，文学硕士，现为江西省南昌陆军学院科文教研室教员。
参考文献：
［１］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五卷）［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２］陈文忠．文学原理［Ｍ］．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郁达夫．郁达夫全集（第六卷）［Ｍ］．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２．
［４］仲密（周作人）．沉沦［Ａ］．陈子善、王自立．郁达夫研究资料集［Ｃ］．广州：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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