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2期
蓝色的诗行 生命的悲歌
作者：王明琦
关键词：叶赛宁蓝色生命诗
谢尔盖•亚历山大罗维奇•叶赛宁（１８９５－１９２５），是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诗人。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凌晨，叶赛宁自缢于列宁格勒一家旅馆，时年三十岁。死前，他咬破手指，用血写了八行的“绝命诗＂：
再见吧，我的朋友，再见
亲爱的，你永在我心间。
命中注定的互相离别，
许诺我们在前方相见。
再见，朋友，不必握手诀别，
不必悲伤，不必愁容满面，——
人世间，死不算什么新鲜事，
可活着，也并不更为新鲜。
叶赛宁用一串串蓝色的诗行，抒写了一首生命的悲歌，带着无尽的忧郁悲剧性地度过了短暂而辉煌的一生。叶赛宁是个用生命写诗和把诗视为生命的人。他的诗，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是极具磁性、让人心动的。诗和生命的交融正是叶赛宁的不朽之处，他的诗洋溢着生命，他的生命充满了诗。
叶赛宁在文坛上的崛起被称作是神话、奇迹，比作“彗星的突现＂。Ｐ•伊夫涅夫在回忆叶赛宁创作道路的开端时，这样说：“文学史上还从未记载过如此迅速、如此轻易地进入文学界的事件。只是在短短的几周内，就获得了普遍的承认。＂ 在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九年期间，叶赛宁世界的两个领域——“尘世”和“上天”开始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融合：他用一串串蓝色的诗行，抒写生命的悲歌，天堂的世界获得了尘世的面貌，与此同时，尘世也被神化。在诗人的艺术世界里，天空是“蓝色的草＂“蓝色的尘埃＂“蓝色的（天堂的）沙子＂……在那里有树木生长，能放牧“畜群＂（月亮、太阳、星星、晴云、乌云等等），而大地上的水是天空的“蔚蓝掉进河里了＂。月亮和太阳的形象，作为黑夜和白昼的象征，作为影响人的月境和日境的象征，在叶赛宁的艺术世界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他认为，“现在是月亮驱动着我们大脑的转轮，我们在月亮的空间中思维，我们才刚刚开始走进太阳的空间。＂所以，与太阳的形象相比，叶赛宁更为重视月亮的形象。他在自己的抒情诗中，“蓝色的月光＂“蓝色的诗行＂“蓝色的梦想＂“浅蓝色的凉爽＂……创造了一百六十余个月亮的形象，“可怜的作者啊，是你／编着这些关于月亮的歌？”
一九一六年初第一本诗集《扫墓日》出版，获得文学批评界的高度评价。时值二月革命、十月革命，诗人写了《变容节》《乐土》《约旦河的鸽子》《天上的鼓手》等著名诗作，以抒情的方式，抒发个人对革命的感受。十月革命使他的创作发生了根本转变，他歌颂革命，赞扬工人阶级，但从根本上他并不理解革命和苏维埃制度。因而流露出放荡不羁、玩世不恭的“叶赛宁气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组诗《莫斯科酒馆之音》（１９２１－１９２３），展示了诗人抑郁消沉的心灵。“叶赛宁气质＂很容易让人想起浪漫主义时代包孕两面性的“浮士德精神＂，特别是“拜伦式英雄＂，它们大致可以看作同一个诗人在不同时代的表现。“叶赛宁气质＂其实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在时代变迁中发现自己站在时代发展的对立面的独特表现。这位具有反叛性格的诗人，公开表示自己与“要求艺术家无条件服从政府的制度＂无法相容。当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企图驯服叶赛宁，但到一九二五年底，已经看得很清楚：要驯服叶赛宁是不可能的。
一九一九年，叶赛宁参与发表意象派《宣言》，他参加意象派并成为中心人物，写出《四旬祭》《一个流氓的自由》等诗。后来又写了《生活与艺术》（１９２１）批判意象派，表明了他向现实生活的回归，并于一九二一年离开意象派。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诗人的创作进入高峰期，写出组诗《波斯抒情》（１９２４）、长诗《安娜•斯涅金娜》（１９２５）、诗集《苏维埃俄罗斯》（１９２５）等。在叶赛宁短暂的创作生涯中（１９１５－１９２５），他出版了近三十本书，并准备出版三卷本的诗选。
对于叶赛宁的死，文学界有很多看法。叶赛宁之死，是种种因素作用于诗人心灵以致郁结为精神危机的必然结果。在他之前，也有诗人自杀的情况，但是“诗人自杀现象”却是从他这儿开始的。时间永是流逝，岁月依旧循环，而自从叶赛宁宣称“我是乡村最后一个诗人＂之后，纯粹的抒情诗已经达到了它的巅峰，同时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说普希金是一个走在时代前列、为争取民族自由而呼唤的诗人，那么叶赛宁无疑在有意无意之中充当了一个时代的“反面角色＂，他强烈渴望保留的是特定时代的地域文化，高尔基在分析他的死因时就认为他死于“城乡文明的冲突＂，这个判断是相当深刻的。叶赛宁与白银时代的其他诗人不同的一点是，在十月革命之后他没有流亡国外，更没有像吉皮乌斯等人那样发誓与十月革命势不两立。除了与邓肯出游的那两年，他一直固守在俄罗斯土地上。然而，现实的发展越来越让他感到痛心：
在蓝色的田野小径上，
很快就会出现钢铁的客人。
朝霞浸染的燕麦，
只剩下一些干瘪的籽粒。
陌生的死气沉沉的打谷场，
给你唱的歌不会使你获得生命！
只有那些马匹和燕麦
将为年老的主人忧伤。
当然，如果把叶赛宁之死仅仅归结于城乡冲突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他的三次婚姻引人注目。
一九一七年春天，叶赛宁结识了秘书吉娜伊达，她当时二十二岁，是一位具有“古典美＂的窈窕淑女。两人一见钟情，三个月之后便结婚了。吉娜伊达从小酷爱文艺，博览群书。她喜欢戏剧，也学过雕塑，是位具有独特鉴赏力的女子。应该说，两人在最初的两年里，生活还是幸福的，并有了一个女儿。但后来两人之间的感情出现了裂隙，关系恶化，最后不得不分手。关于这桩失败的婚姻，叶赛宁应该负主要责任，归咎于他狂放不羁、刚愎自用的性格以及从不良的朋友圈里沾染的习气。另外，战争的破坏、生活的不安定、经常性的分居也促成了这一事实。 后来，吉娜伊达带着孩子嫁给了著名戏剧大师梅耶尔荷德，家庭生活十分和睦幸福。叶赛宁悔恨莫及，但为时已晚，这期间他写了大量怀旧和忧伤的抒情诗。在《失去的东西永不复归》一诗中：
我无法召回那凉爽之夜，
我无法重见女友的倩影，
我无法听到那只夜莺
在花园里唱出快乐的歌声。
……
昔日在生活中体验的欢欣，
早就已经不翼而飞，
心中只剩下冷却的感情，
失去的东西，永不复归。
一九二一年十一月七日，曾经风靡美国和欧洲的著名舞蹈家阿赛朵拉•邓肯，由美国专程来前苏联演出。邓肯独具风味的舞姿和崭新的艺术风格，给叶赛宁留下极为美好的印象。邓肯曾经读过叶赛宁那些美丽的抒情诗，如今见到这位诗人竟是这样年轻英俊，那双神情略显忧郁的蓝眼睛里迸发出如此奔放而且灼人的热情……她完全被迷住了。两人一见钟情，接着便陷入热恋中。虽然语言不通，但彼此都能从对方身上和眼睛里感受到一种特别强烈的爱。更重要的是，他俩似乎仅凭直觉便知道彼此都需要对方的这种爱。 两人于一九二二年五月十日踏上了去欧美的旅途，开始了他们正式的“蜜月旅行＂，历时一年多。
从叶赛宁和邓肯两人来看，尽管他们之间有共同的“艺术语言”这个基础，但在出身、教育、年龄、性格等方面都差距甚远。在恋爱初期那阵甜蜜的兴奋与冲动过去之后，随着接触了解的加深，他们才发觉彼此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两人在性格上明显缺乏和谐一致。从某种的意义上说，叶赛宁是个“忧伤＂的诗人，而邓肯是个“快活＂的舞蹈家，这种性格上的不和谐必然造成两人感情上的裂痕，加之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语言障碍，两人交流思想感情只能求助于手势和代名词。这样，由于思想感情得不到及时而充分的交流，两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和最终分手就不可避免了。 一九二三年秋，叶赛宁和邓肯返回莫斯科不久，两人就分居了。邓肯和叶赛宁这位前苏联当代名诗人的短暂罗曼史就这样结束了。不过，邓肯始终对叶赛宁怀着崇敬和爱戴的珍贵感情，对自己和叶赛宁之间的爱情的破裂，感到十分难过和伤心，并不因两人最终分手而视若仇敌；而叶赛宁呢，他同情甚至可怜邓肯这个有才华的异国女子，却无力修复感情。在《我不叹惋、呼唤和哭泣……》一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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