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滑稽背后的悲哀
作者:申朝晖 李继凯
关键词:琉璃瓦 嘲讽 悲悯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 被誉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的《金锁记》,因其对人性剖析的深刻与犀利而备受世人称道。受傅雷的批评而被腰斩了的《连环套》,也因引出张爱玲的反馈文章,演绎出了一段颇有意味的现代文坛史话。相比之下,《琉璃瓦》在当年就被傅雷毫不客气地斥责为“沾上了轻薄味,艺术给摧残了”。此后,也一直受到众多评论家和读者的漠视。但我以为,《琉璃瓦》给予我们的绝不是什么轻薄,《琉璃瓦》在对主人公姚先生滑稽言行进行嘲讽的背后,寄寓了作者对人性反思后彻骨的悲哀,因而,它是最能体现出张爱玲创作所具有的独特美学价值的作品。
张爱玲小说创作的美学原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文章》阐释出来。张爱玲认为,时代这么沉重,普遍人不会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他们虽不是至真至善的圣人,但也不是大奸大雄的伟人,他们只是一些会使小奸小坏的普通人。因此,她对于这些普通人的弱点,没有采用冲突斩钉截铁的古典式的手法,没有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而是以悲悯的嘲讽,“用参差的对照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
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姚先生所切实关注的大事,就是几个美丽女儿的婚事,而民族的困苦,亡国的隐忧,在他内心都没有太大的投影,因而他是无法胜任时代的悲壮气氛的。但这个不彻底的人物姚先生,正如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却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在他们身上,寄予了作家改造国民性的主题,所不同的是,鲁迅是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完成对阿Q的塑造的,而张爱玲虽也“哀其不幸”,以悲悯的情怀揭示出姚先生身上所蕴含的深刻的悲哀,但她不是“怒”,而是“嘲”,是以嘲讽、幽默的口吻来加以品位的。
一、以嘲讽、幽默的口吻刻画姚先生言行表层的滑稽
张爱玲的作品,“洋溢着一种旧小说朴素的通达,又有一种乔叟式的享乐人生乐趣的襟怀,她虽然觉察到人性中一些卑琐可怜的弱点、尴尬,乃至生命中蕴藉的深沉的悲哀,但她仍然能以诙谐幽默的态度,微笑地加以品味接纳”。
对于有女待嫁的家庭,有些人是要靠女儿吃饭,而姚先生虽明白美丽的女儿不是赔钱货的道理,但他“却不是那种人”,这就与《多少恨》中为自己享乐而不惜将女儿终生的幸福一点一点地扼杀掉的虞老先生有着本质的区别。也有些对于待嫁闺中的千金,是一味地急于推卸责任,如《倾城之恋》中的白老太太对于庶出的七小姐宝络。而姚先生,虽然手头并不阔绰,但对于女儿们的前途,“他有极周到的计划”。这“极周到的计划”固然是张爱玲对姚先生的嘲讽,但由此可见他对女儿们的“终身大事”是操尽了心!
他为大女儿谋到的对象是自己所在的印刷所大股东的独生子,受新派影响的琤琤虽委委屈屈,但也觉得没什么地方可挑剔了。结果却是,亲家公要为自己谋一个较优的位置,却被女儿三言两语拦住了。女儿“除了过年过节,等闲不肯上门,姚太太去看女儿,十次倒有九次叫人回说少奶奶陪老太太出门打牌去了”。最后逼得作为家庭主要经济支柱的姚先生赌气辞了职。这是张爱玲对姚先生行为的滑稽性所进行的第一次描摹。姚先生想借女儿之力往上爬,拿漂亮的女儿做自己前程的敲门砖,确实不对,但他本来就是一个会使小奸小坏的普通人,他具有普通人的弱点,而另一方面,他也有人性中的良善之处,为了让女儿配得上富有的人家,手头并不宽裕的姚先生,顾不得心疼钱为女儿布置了丰厚的嫁妆。这就使姚先生与《子夜》中自称“诗礼传家”但为了金钱却不惜让女儿牺牲色相的老地主冯云卿有了本质的区别。唯其如此,当姚先生“一片苦心”付之东流后,其身上的滑稽味也就更浓了。
让大女儿伤透了心的姚先生决定因势利导,让女儿们自由处置,这绝对“是做父母的一番苦心”,但眼界虽高的次女曲曲在人才济济的满堂少年才俊中选择的却是一个三等书记:王俊业。如果说姚先生势利,那么“一味地做小伏低,曲意逢迎”的王俊业,也绝非值得称道的正派人士。但当传统、守旧的姚先生反对这桩婚事,又怕他们无所顾忌的作为带坏几个小女儿时,曲曲却说:“若是我陪着上司玩,那又是一说了!”“你就少管我的事罢!别又让人家议论你用女儿巴结人,又落一个话柄了!”做父亲的一番苦心,女儿们何尝能体察到。而又对老父亲身上属于正常人性的那一点点弱点,聪明、伶俐的女儿却要刻薄地一次次加以嘲讽鞭挞,让姚先生不得不一次次地直面自己内心的隐痛。尤其是两个“又”字,直钻到姚先生的心坎里去了。
“恪守闺范”的三小姐心心让姚先生过了一阵安静日子,但受到姚太太成天督促后,姚先生自感也不能委屈女儿,“因此勉强地打起精神,义不容辞地替她留心了一下。”姚先生费了好大劲才间接地与“合格的青年”陈良栋的舅父“接洽妥当。”“到了介绍的那天晚上,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得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来看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了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太太,唯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却不料女儿将程惠荪误认为陈良栋,姚先生一晚苦心不提,反倒受到了姚太太和女儿的埋怨,最后都郁愤伤肝病倒了。苦心经营女儿婚事的姚先生再次受到了张爱玲淋漓尽致的嘲讽。
在现代文学史上,还少有人将普通人身上普遍存在的弱点做这么刻骨的嘲讽,因为他们是普通人。而张爱玲却偏不,她以女性敏感的直觉洞察到,普通人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广大的负荷者,而在普通人的普通事(如子女婚姻问题)中就蕴含着启蒙者所关注的国民性问题,因此,她以其犀利的文笔对这一习见的社会现象做了深刻的剖析与嘲讽,她要让每个人都在坐立不安的反思中改造自我,最终达到对民族劣根性的改造。
二、以悲悯的态度透视出主人公灵魂深处的悲凉
张爱玲对姚先生表层的、外在的言行的滑稽性进行了淋漓尽致的嘲讽,但她却没有沉溺其中,她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她“能透过浮层的琐碎、滑稽洞察生命自身,达到对人情世态的一种悲哀的体察”。使其作品充满了厚重的社会历史底蕴。
费尽心机让大女儿高攀上了自己顶头上司的儿子,女儿却使自己前途受阻,又冷淡家人,姚先生的心是彻底地凉透了。“养儿防老”是古训,但姚先生对女儿们却不能抱任何希望。就在姚先生病得“昏昏沉沉”,“差一点昏厥了过去”的时候,“拣旺处飞,爬上高枝儿”的雀儿——琤琤,回到了娘家。但女儿不是担心父亲的病情,更不是为了分担责任。刚结婚时琤琤就对丈夫说:“我爸爸的职业是一时的事,我这可是终身大事。我可会为了他芝麻大的前程牺牲我自己吗?”琤琤是在丈夫“外头有了人,成天不回家,他一家子一条心,齐打火儿欺负”她的时候回了家。她深知只要自己受了委屈,父亲是在“九泉之下也放不下这条心”,“就是死了,停在棺材板上,只怕他也会一骨碌坐了起来,挺身出去替你(琤琤)调停!”父亲对女儿的爱之深由此可见一斑。但女儿顺心时,置家人于不顾,不如意时,却一味地聒 噪重病中的父亲,一切要父亲负责任,这应该吗?鲁迅先生站在进化论的基础上,从“为人子”的角度出发,一味批评中国的父母不把子女当作一个真正的人,却忽视了中国的子女也未把父母真正当作人,甚至父辈自身也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甘心为子女当牛做马的父母能被子女当人看吗?在琤琤的婚姻问题上,我们既看到了姚先生市侩式的滑稽表演,又体察到了他内心对女儿的关切,对前者,作者给予了淋漓尽致的嘲讽,对后者,作者则抱之以悲悯的同情。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