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撑起一片同性的温情天空
作者：朱肖红
关键词：同性恋 父权制 女性意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黑人权利运动的推动下，美国文坛涌现了一大批优秀黑人女作家。艾丽斯•沃克就是其中的一位。她的作品体裁广泛，主题深刻，深入揭露和批判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妇女问题，同性恋问题等。一九八三年，沃克发表了长篇小说《紫颜色》。该小说一举夺得美国文学界的三项大奖：普利策奖，全国图书奖和全国书评家协会奖。在一九八六年，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又获多项奥斯卡提名。沃克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一位黑人女性西丽从备受压迫到逐渐完善自我，回归自我的成长历程。小说的独特力量不仅在于它的形式——用书信体形式，而且在于它正视并生动地描绘了历史上受双重压迫的黑人妇女的景况，赞扬了她们之间深厚的姐妹情谊以及对自由和独立的追求，并且颠覆了传统文学中白人至上和男权至上思想。
在七十年代，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发展迅猛并且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她们更注重寻找个人归属，女性自我意识。对身处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的黑人女性来说，仅仅为了生存也要求黑人妇女团结起来，去寻找自我，创造她们自己。由此出现了一系列反对异性爱，提倡姐妹情谊的作品。《紫颜色》正是产生于这个背景之下。沃克作为黑人女性运动的发起者，也提倡寻找女性自身的传统，来完善自我。她一贯主张只有依靠妇女之间的相互关爱和支持才能获得真正的独立和自由。沃克的这一思想在《紫颜色》中具体体现为西丽和莎格的同性恋关系上。实际上西丽和莎格之间的这种关系也使这部小说备受争议。一些评论家认为《紫颜色》是一部女同性恋小说。然而笔者认为作者巧妙安排莎格和西丽之间的同性恋情是别具匠心的，它既是对父权制摧残女性身心的强烈控诉，也是西丽走向自我觉醒的通道。
在黑人女作家的笔下，黑人妇女是一群受尽凌辱的人物。她们受到沉重的双重压迫：种族歧视和家庭中的父权专制。《紫颜色》就是以三、四十年代的美国南方为背景，描绘了黑人妇女的普遍生活状况。西丽的悲惨遭遇使她成为这一类妇女的代表。沃克通过真实的手法，描写了西丽在父权专制下的种种不幸，而这种不幸主要来自于黑人男性。在认识莎格之前，西丽像广大黑人妇女一样过着非人的生活。她十四岁遭继父强暴，并被警告：“你最好什么人都不告诉，只告诉上帝。否则会害了你的妈妈。”①西丽无处可以倾诉，只好写信向上帝诉说痛苦。生下的两个孩子被继父抢走，下落不明。她不能像其他孩子一样上学，被迫待在家中烧菜煮饭，并且代替母亲成为继父的泄欲工具。继父对她的长期施暴使她丧失了生育能力。继父玩腻了西丽之后，又对其妹妹耐蒂心怀鬼胎。西丽尽力保护耐蒂。为除去“绊脚石”继父将她嫁给了“某某先生”，还列出了一大堆理由，“不怕干重活”“很干净”“你可以对她很随便，她决不会向你要吃的穿的”。环境的变化并没有给西丽带来任何好运，她只是从一个火坑跳到了另一个火坑。“某某先生”娶她只是为了给孩子找个保姆，为田地活找个苦力，并为自己找个性欲发泄工具，稍不如意就对西丽呼来喝去，拳脚相加。打老婆在他看来是理所当然的男人特权。对于这一切，西丽无力反抗，也从没有想到反抗，当耐蒂劝她斗争的时候，她说：“我不知道该怎么斗争。我只是知道怎么才能活着不死。”
至此西丽从男性世界中体验到的只是暴力、冷酷和无边的谩骂，她从来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女人所应该享有的快乐。男性的压迫使她的身体惨遭摧残，人格备受剥夺，她把自己当作一棵没有知觉的树，失去了个性，变得麻木不仁，心甘情愿接受被奴役的地位。
但是莎格的出现改变了西丽的命运。莎格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某某先生”家里养病。善良的西丽对莎格仰慕已久，她悉心照顾莎格，使她很快康复起来。在与西丽相处的日子里，莎格感受到了西丽对她的关爱和真诚，她以西丽的名字写了《西丽小姐之歌》并在酒吧公开献给她，西丽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了作为人的尊严——自己所做的一切终于在莎格身上有了回应。接着莎格引导西丽认识身体结构和作用。西丽第一次对自己的身体有了认识，并在镜子前认清了自己的女性特征。莎格意味深长地称西丽为“处女”唤醒了西丽长期被压抑的性意识，并品尝到了性的快乐。西丽和莎格的结合不是男与女的那种为了满足肉欲的结合，而是妇女之间的温情、关怀、帮助，是为了祛除伤痛的抚慰。在莎格的引导之下，西丽倾诉了长期以来所遭受到的凌辱和折磨，莎格决定留下来帮助西丽走向独立。
莎格首先改变了西丽的世界观，对她那根深蒂固的白人上帝观和男权至上的思想来了一次彻底的洗涤。在西丽的脑中，上帝是个男人，而且还是个白人。她写信向上帝倾诉，把改变自身命运的希望寄托在上帝的恩赐和怜悯上，然而上帝并没有给她带来她任何生活的惊喜。相反，上帝给了她“一个被私刑处死的爸爸”“一个疯妈妈”“一个卑鄙的混蛋后爹”，还有一个她“也许永远都见不着的妹妹”。西丽不禁质疑：上帝为我做了些什么？“他无聊，健忘，卑鄙。”这一石破天惊之语，代表了西丽对上帝权威的失望和愤怒，也标志着西丽逐渐由被动变为主动，她不再给上帝写信，转而向妹妹倾诉内心感受。西丽终于由“没有感觉的树”向人转变，自我意识开始觉醒。莎格在西丽宗教信仰发生危机时，及时开导她，启发她，令她对上帝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在莎格的眼中，“上帝既不是他，也不是她，而是它”，上帝无处不在，上帝就是一切，上帝就在人的心中。莎格教会了西丽热爱和欣赏周围的一切。这种人神合一的超验主义思想使西丽摆脱了对上帝的幻想，对自我有了进一步的肯定，使她由寄希望于外在力量变为自身，坚定了她靠自身努力来改变命运的决心。一旦这种至高至上的上帝观被颠覆，莎格就进一步教导西丽要敢于跟男权思想作斗争。“你眼睛里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男人腐蚀一切。”“他坐在你的粮食箱上，待在你的脑子里，收音机里。他要让你以为他无所不在。你相信他无所不在的话，你就会以为他是上帝。可他不是。”男人不是无处不在的上帝。西丽对男权思想的否定体现在她后来的一系列行动中。她痛斥了“某某先生”，历数他的恶性，在他阻止她离开时，她坚决地与他斗争到底。“某某先生”对她百般奚落、讽刺，她说：“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不过我就在这里。”这一番话可以说是“一个充满自信、有尊严有个性的女性的独立宣言”②。
清除了西丽思想上的禁锢之后，莎格还帮助西丽在经济上独立起来。从社会因素来看，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她们在经济上不能独立。对此莎格深有体会。而她自己就是一个独立的女性，她是个布鲁斯歌手，有自己的事业。莎格决定带西丽到孟菲斯，帮她站起来做人。她鼓励她做裤子，西丽充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裤子做得越来越好，主顾也越来越多，到最后她还雇了工人，成立了大众裤子有限公司。西丽在给耐蒂的信中提到：“我真高兴，我有了爱，有了工作，有了钱，有了朋友，有了时间。”至此，一个在完全意义上独立的西丽成长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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