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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戏剧文学思想的产生
作者：王忠阁
关键词：中国戏剧 文学思想 唐代
任何一种艺术的发展，都要经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戏剧在它刚刚产生之初，是那样的简单和粗糙，它所依赖的，仅仅是十分简单的动作和不入乐的民间小调。之后，有了音乐、乐器，有了具有一定程式规范的舞蹈动作和竞技动作，并有了可供以表现的具有一定长度的故事情节。只有到了这时，戏剧才更具戏剧性、滑稽性、故事性和可鉴赏性。在中国戏剧发展的第一阶段，也即以表演为主要形态的阶段，戏剧的表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即兴表演的色彩。那时的戏剧，创作于表演之中，演员本身就是作者，一些程式规范较为严格复杂的表演，也大都来自于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而很少有现成的可以借鉴的文字的东西。可供人们演出时使用的用文字写成的文本，也就是剧本的出现，是在戏剧表演极为繁荣、并逐渐为知识阶层中的文人所介入以后的事情。而在这时，戏剧也就从单纯的场上表演具有了场上表演与案头欣赏的双重因素，有了表演形态和文学形态两种形态。戏剧从此有了戏剧作家以及戏剧作家的戏剧创作，有了剧作家的创作风格，同时这种创作风格也影响到戏剧演员的演出风格。戏剧的艺术效果不再单单从场上表演体现出来，而且也从戏剧作家创作的戏剧剧本中体现出来。这时，人们视野所关注的也就不再仅仅是戏剧的演出，而同时也包括戏剧的文学形态，戏剧文学思想也就从此诞生了。
一
所谓文学，首先是语言的艺术。在中国戏剧学思想的演进过程中，关于语言艺术的戏剧文学思想是在唐代的时候才开始出现的，这主要是因为在唐代以前还很少有关于戏剧作家个人进行戏剧创作的文献记载，有文字记录的剧作家个人的戏剧创作是到了唐代才有的。当然，唐代戏剧史料中记载的戏剧剧本今已不传，且记载数量亦有限，但它预示着中国戏剧向新的形态的转型。
关于唐代有无戏剧剧本的问题，学界是有不同看法的。任半塘先生谓唐代已有剧本存在，自不待言，而认为唐代无剧本者，也颇多有之。郑振铎《文学大纲》中云：“像这一类的零星记载颇多，俱可为中国戏曲在十三世纪之前已发生之证。但在十三世纪之前，我们却不能找到一本流传于今的剧本，不能找到一个署名的戏曲作家。”蒋伯潜《小说与戏剧》十一中说：“唐五代的优伶，并没有一定的脚本，在演出的时候，可以由演员自己穿插。而穿插的语言，大都有讽刺滑稽之意，或新颖成趣，讨观者的欢喜。”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在谈到唐代戏剧《三教论衡》、《旱魃》时云：“中国戏剧之此，其所缺乏者，实亦不过剧本的写定。”说“在十三世纪之前，我们却不能找到一本流传于今的剧本，不能找到一个署名的戏曲作家”，这话不能为错，因为唐代戏剧剧本，的确一种不传，但这并不能作为唐代无有剧本的理由。而说“唐五代的优伶，并没有一定的脚本，在演出的时候，可以由演员自己穿插”，这倒是有点有违于实际了。
唐代有关于戏剧剧本的记载，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义阳主》剧中所说蔡南史、孤独申叔所作《团雪》、《散雪》，或曰歌，或曰辞，或曰曲，其内容当都是“状离旷意”，且《旧唐书》中说南史、申叔为“《义阳主》歌辞，曰《团雪》、《散雪》等曲”，可见《团雪》、《散雪》即为《义阳主》剧中之曲。据此我们可以说《团雪》、《散雪》就是戏剧《义阳主》演出之脚本。《旧唐书》记载《旱税》事，云优人成辅端“因戏作语，为秦民艰苦之状云：‘秦地城池二百年，何期如此贱田园！一顷麦苗五硕米，三间堂屋二十钱。’凡如此语，有数十篇。”这数十篇七言诗，应该就是戏剧《旱税》剧写本的唱辞，这并非妄猜，因为在唐代，大曲演唱的唱词就是五、七言诗，就如元代杂剧、明清传奇的唱词是杂言长短句一样。再者，现存的元杂剧的元刊本“科白极为简略，有的甚至只录曲文，全无科白”①，这“只录曲文，全无科白”，也许就是元杂剧剧本的一种形式。唐代戏剧剧本远远早于元杂剧剧本，其只有曲文而无科白应该是可信的②。唐代戏剧史料所记载的戏剧剧本，还有盛唐陆羽所写参军戏三本。段安节《乐府杂录》云：“开元中，黄幡绰、张野狐弄参军……有李仙鹤善此戏，明皇特授韶州同正参军，以食其禄，是以陆鸿渐撰词云《韶州参军》，盖由此也。”关于陆羽撰写剧本之事，《全唐文》四三三陆羽所写《陆文学自传》中说：“困倦所役，舍主者而去。卷衣诣伶党，著《谑谈》三篇。以身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戏……天宝中，郢人酉甫于沧浪道，邑吏召子为伶正之师。”《新唐书•陆羽传》也有类似的记载：“因亡去，匿为优人，作诙谐数千言。天宝中，州人酉甫，吏署羽为伶师。”可惜的是，陆羽所作剧本三种，因为失传，我们今天已无法看到它的内容了。
除去上述所录唐五代戏剧史料中所记剧本之外，此时还留下有关于戏剧曲辞的记录。后周时的李昉曾辑有优人曲辞二卷，据宋王尧臣《崇文总目》乐类里边记载，“周优人曲辞二卷，周吏部侍郎赵上文、翰林学士李昉、谏议大夫刘涛、司勋郎中冯古，纂录燕人曲辞。”既是“纂录”，应当不以时人为限，又云是“优人曲辞”，实是戏剧演出之剧本中的曲辞当无可疑了。
说到唐代戏剧剧本，我们尤其不能忘记唐代的变文，董每戡《中国戏剧简史》就曾指出中国戏剧具有“文学性”和“演剧性”，并说戏剧之文学性“可看季布骂阵词文等”，而所云的“季布骂阵词文”即是变文。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中也说：“唐代之诗变为词，固然予后世戏剧的文辞以莫大的影响，但还有一种文体，也是值得提及的，那便是叙述故事的所谓变文。”变文特别是其中的《维摩诘经变文》，是采用有唱有白的演唱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且用“白”字为说白部分的标志，这和后来戏剧剧本在演故事和唱白兼用方面基本相同。唐戏中的《目连变》即是当时的变文，其演述目连救母的故事。孟㳠蜞《本事诗》中记：“诗人张祜，未尝识白公，白公刺苏州，祜始来谒。才见白，白曰：‘久钦籍，尝记得君款头诗。’祜愕然！白曰：‘鸳鸯钿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非款头何耶？’张顿首微笑，仰而答曰：‘祜亦曾记得舍人《目连变》。’白曰：‘何也？’祜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非《目连变》何耶？’遂与欢宴竟日。”近世在敦煌石窟中发现大量的唐代僧人抄写的佛经故事，其中就有《目连救母》，这些故事都是用韵文写成，大多为七言，人们确定这就是变文。而且不少学者主张，这些被称为变文的敦煌曲子就是唐代戏曲。华连圃《戏曲丛谈》中云：“在歌曲方面，传者虽少，约亦可得而说。即如敦煌石室所发现之唐曲中，有介在词曲之间者，有平仄韵合用、完全如今曲者，有用代言体之曲，热又加衬字者。例如《凤归云》……又如《洞仙歌》……又如《鹊踏枝》。”其所举之词是否为戏曲，我们暂且不论，但敦煌变文中的确有我们所说的戏剧存在，如《捣练子》十首，演孟姜女故事，共二本，其第一本四首为：
堂前立，拜辞娘，不觉眼中泪千行！“劝你耶娘少怅望，为吃他官家重衣粮。”
辞父娘了，入妻房，“莫将生分向耶娘。”“君去前程但努力，不敢放慢向公婆。”
孟姜女，杞梁妻，一去燕山更不归！造得寒衣无人送，不免自家送征衣。
长城路，实难行！乳酪山下雪纷纷。吃酒只为隔饭病，愿身强健早还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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