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翠翠：赤子型自然人的爱与死
作者：汪树东
三
其实，这种爱与死彰显出来的就是像翠翠这种赤子型自然人的界限。翠翠的天真活泼、纯洁可爱、无忧无虑的另一面就是她根本不理解生活的真面目，她生活范围狭小，理性与意志薄弱，头脑简单，心灵单薄。这种自然人由于其本质的稚弱而没有任何精神力量来应对现实生活，也不可能凝聚成任何信念来应对生活中事实性的侵袭。小说在写翠翠初识爱与死后，心境渐渐地不像幼儿时期那样的无忧无虑、清澈见底了，反而常常会没来由地感到凄凉与寂寞。小说第八节写翠翠在诅咒了团总的女儿（原来她是“从不想到残忍的事情”的），唱了迎神曲后，“翠翠觉得心上有一丝儿凄凉”。小说第十三节中又写道：“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⑦那种自然人的生存状态的完美与自足终于在这种自然的真实历程中渐渐地显露出纵横交错的裂纹了，若能由之破壳而出，直面真实人生，大胆地建构生活，自然人就将不复为自然人，而面临着新的可能性。然而，可悲的是，翠翠这样赤子型自然人根本没有能力从那种生活的裂缝中突围，重建自己的生活，她只愿意再次躲避到祖父的怀抱中去，她只能哭泣、焦虑、埋怨。且不说翠翠的无力，即使是祖父、傩送等人，又有谁有足够的精神力量来应对生活中的种种事实性？祖父对碾坊的忧心忡忡，对翠翠一个光人的担惊受怕，这本身就表明了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超越于社会习俗之上！傩送在天保死后就怪罪于祖父，并在对翠翠爱情上表现出相当的犹豫，这本身不就表明了他没有足够的精神力量超越于事实性的侵害之上吗？在各种生存的事实性面前，赤子型自然人精神力量和信念的匮乏将直接凝结为命运的阴影。
沈从文在《水云》文中谈到《边城》时曾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之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⑧沈从文把一切归罪于不凑巧，即命运，从而，避开了对自己“理想的善”的反思，其实，问题也许恰恰出在这个“素朴的善”中。这种“素朴的善”，恰恰因为其“素朴”，因为其没有坚实的现实基础，其崩毁就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善”，这个世界将不复存在；但仅有没有能力的善，这个世界亦将不复存在。对这种“素朴的善”的歌颂，表面上看来妙不可言，实质上却可能是死亡之说教。像翠翠这种赤子型自然人由于其自然无为将会别无选择地把自己人生所有光明铸造为命运的黑暗。自然人面对生活的事实性，无法依凭自己的精神信念，积极地超越，把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把事实性转化为一种创造力量，而只能在事实性的打击下每况愈下。命运就是通过自然人的这种无能为力在生活中不停地复制着不幸，加深着不幸。在这种命运的打击之下，翠翠这种赤子型自然人的结局又会怎样呢？祖父死后，杨马兵在一个晚间把许多事告诉了翠翠，“凡是翠翠不明白的事，如今可全明白了。翠翠把事情弄明白后，哭了一个夜晚。”⑨可以想见，这种哭泣之后，翠翠将不再能葆有那种赤子型自然人的天真无邪、纯洁活泼了，她将会如何呢？也许最有可能的就是变成在乡村中极为常见的妇人那样，只是按生活派定的去支付着她的一份哀与乐；去生子，去相夫，没有什么特殊的热情，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苦恼，直至衰老让她变得麻木漠然，最终被死亡拾掇。我们恐怕绝难想见她能真正确立起坚实的精神信念，认真地去给予爱，直面生活的矛盾与痛苦，艰难地去建立人生，让激情能随时充满生活，让人生能渐渐地走向高处。刘西渭就颇为感伤地说：“当我们放眼《边城》这样一部证明人性皆美的杰作，我们的情思是否坠着沉重的忧郁？我们不由问自己，何以朝阳一样明亮温煦的书，偏偏染着夕阳西下的感觉呢？为什么一切良善的歌颂，最后总埋在一阵凄凉的幽噎？为什么一颗赤子之心，渐渐褪向一个孤独者淡淡的灰影？难道天真和忧郁竟然不可分开吗？”⑩的确，从人性皆美、赤子之心这样的前途出发，我们几乎只能走向凄凉与忧郁，我们的人生只能日趋沦落，而无法真正地直面现实，应对命运的挑战，创造性地生活。
沈从文总是以乡下人自居，并曾颇有微辞地对“城里人”说道：“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11)他所说的热情大概就是他笔下湘西人那赤子型的生存状态所显现出的美与善，他的悲痛就是这种美与善的不常驻，它在被外部世界的侵蚀与污染下极易烟消云散。其实，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归罪完全是沈从文的错觉，这种错觉就是他认为本然人性是和谐完美、纯洁无污的，所谓的污染是自外而内的；而这里，沈从文只是把湘西那些赤子型自然人视为本然人性的代表，殊不知本然人性本身就是一种矛盾，湘西理想的建构与崩毁完全是想象中的事件。这种错觉使沈从文不可能真正地反思自己的价值理想，他只会沉湎于对想象之美的哀伤之中。“美丽总令人忧愁；然而还受用。”(12)像翠翠这种自然人的美，一方面令他忧愁，另一方面让他觉得受用；愈受用，愈忧愁；愈忧愁，愈受用；这样就把自己与翠翠全钉牢于命运阴影的核心了。王富仁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时，指出《孔雀东南飞》这种儒家伦理悲剧在人们的欣赏心理与现实人生之间有一个可怕的悖论，“人们同情的恰恰是造成悲剧人物的悲剧的那种道德人格，人们不同情的恰恰是悲剧人物为摆脱自己的悲剧所必须具有的道德人格，这就把悲剧人物永远钉死在自己的悲剧里。”(13)在此，翠翠身上所体现的道家伦理不也是一样吗？当作者与读者共同欣赏着她的天真无邪、自然无为、纯洁玲珑时，殊不知恰恰是与这种种素质相伴生的另一些素质直接导致了她的命运。她所需要确立的无疑是那种能动有为的主体人格，能直接面对现实，能应对苦难与不幸，能把不可避免的命运转化为一种创造力，但是这种种素质恰恰就会使得她丧失赤子型自然人种种美质，这恰恰是在作者与读者的视野之外的。面对《边城》，我们又如何能单纯地谈什么“理想生命、人性美、人情美的牧歌情调”，而避免对其作更深入的反思，从而一叶障目？
本文为哈尔滨师范大学２００５年度科研基金项目成果之一，项目名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中的道家思想价值观研究。项目编号：ＳＭ２００５－０１．
作者简介：汪树东（１９７４－ ），江西上饶人，文学博士，哈尔滨师范大学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① 可参考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见《文学评论》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② 沈从文：《烛虚》，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６８页。
③ 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文集》（第６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７５页。
④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５页。
⑤ 沈从文：《水云》，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０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７９页。
⑥ 索洛维约夫：《爱的意义》，董友、杨朗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９６年版，第６７页。
⑦ 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文集》（第６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３０页。
⑧ 沈从文：《水云》，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０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２８０页。
⑨ 沈从文：《边城》，见《沈从文文集》（第６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１６２页。
⑩ 刘西渭：《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５４页。
(11) 沈从文：《〈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４页。
(12) 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见《沈从文文集》（第１１卷），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９页。
(13) 王富仁：《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上），《江苏社会科学》２００１年第１期。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