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4期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作者：蔡 菡
关键词：李煜 接受理论 接受现象
在中国的历史上，李煜是一位亡国的君主。在中国的词史上，他却是一位出色的词人。历史就是在这种矛盾中走过了五代时期的南唐。
我们无意于研究李煜在政治上的所作所为，那是史学家的任务。作为文学批评，我们关注的只是李煜在词史上的地位以及其词真正的艺术特性和美学内涵。从艺术发展和探索的角度看，南唐词人之于词，与建安诗人之于五言诗，初唐诗人之于七言诗有共同的意义。李煜在为数不多的几位南唐词人中成就最高，他的词理应得到应有的关注。历史也证明了，读者对于李煜的关注并不因南唐的短暂存在和他在政治上的失败而有所忽略。也因为有了这种关注，才有了对于李煜词的“接受”轨迹存在。
作为一种关注读者接受的批评，作为一种关注历史和文化的理论，接受反应文论是我国文化中“东方感悟方式”的“对位参照域”①。接受理论提出了两个最富创造性的概念：读者与历史。从读者来看，由于身份地位、文化修养、美学趣味、世界观、人生观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读者变化多样的阅读、评价作品的标准和美学上的价值取向。从历史来看，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审美期待视野，由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美学等社会因素凝聚沉淀而成。作品的内涵、价值等都因面对不同的读者和历史而不断获得自身的被阐释和评价。
这也启发了我们将接受理论作为主要的理论参照，对李煜词的接受现象进行一番探讨。由于资料收集的原因，本文将接受现象的讨论范围界定于从近代的王国维至当下。
王国维的“经典”阐释
在现代词学的新变中，王国维算得上是一位“维新变法”式的人物。他在二十世纪初叶独特的词学研究和理论成为现代词学崛起的信号，为现代词学奠立了理论基石。他的《人间词话》是中国近代最负盛名的一部词话著作，在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三十岁之前的王国维，主要精力是在介绍和钻研西方哲学美学。他接受了叔本华、尼采、康德等人的美学理论，尤其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这与其“性复忧郁”有着莫名的契合。在跨过而立之年后，他开始对自己的哲学人生意义作反省式的追问。文学对于他来说可以消除感情上的阴郁，慰藉饥渴的心灵，寄托高尚的爱好。一九〇六年，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刊行，一九〇八年又完成了《人间词乙稿》。在《人间词》中，他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哲学态度和艺术感觉融入其中，并为写作《人间词话》提供了丰富的感性经验。《人间词话》正是《人间词》创作感悟的艺术经验的理性概括和理论延伸。不仅如此，他精通中西文化并融会贯通的学术背景与立场，使他研究词学时在传统的词话形式及传统的概念、术语和思维逻辑中自然地融入了一些新的观念和方法。
在《人间词话》中给予一位词人丰富且全面的评价，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一个。王国维对李煜词评价很高且很特别。分析这些评价，王国维对李煜的评价涉及到了创作风格、创作源泉、历史地位等几个方面。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②在这一段中，王国维将李煜词与温词、韦词作比，毫无疑问，“神秀”的评价显然比“句秀”、“骨秀”要高。中国的传统艺术从绘画、书法、雕塑到诗词，无一例外地最注重“神”。“神”是核心，是本质。由此看出，王国维从外在的用词秀美（即句秀）到内在的脉络清晰（即骨秀）深入到词境的本质，并且还以“有篇有句”的“神秀”评价李煜的词。王国维的眼光直射李煜的精神世界，关注超脱于形式的情感表达。这是一种从内心深处掏出的真情。“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留人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宗白华先生在论及魏晋人的生活方式与艺术创作时说：“深于情者，不仅对宇宙人生体会到至深的无名的哀感，扩而充之，可以成为耶稣、释迦的悲天悯人；就是快乐的体验也是深入肺腑，惊心动魄；浅俗薄情的人，不仅不能深哀，且本不知所谓真乐。”③情理相融，于天道人事中浸染至诚的悲剧精神，这是中国美学与诗词的精髓。读者正是因为这种本质上的韵味引起了心灵的颤动，激起了情感的共鸣，认可了李煜的词，也同时成就了李煜词的独特魅力。
而这一切的“情”，来自于李煜的“真”，泣血的“真”。王国维如是说：“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④“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身世之感，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⑤“真”是一种独特的内美，词人以一颗真诚的“赤子之心”写出了“真性情”。这颗心远离了凡尘俗世，葆有着未受污染的纯真。正如欣赏《红楼梦》彻头彻尾“真”的悲剧一样，王国维欣赏的是李煜因“入世之浅”带来的“真”。王国维自己从叔本华、尼采那里传承了哲学与美学的悲剧色彩，深重的人生怜悯和朦胧的拯救意图使他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悲剧意识，他指出了纯真的文学、纯粹的赤子以血书写的文学在深层中潜伏着的忧世赎罪的艺术真谛，用血泪而铸成的不同凡响。因而他称赞李煜词“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
在论及李煜在中国词史中的地位时，王国维总结道：“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⑥这段话指明了李煜在词的表现题材上的拓展之功。在李煜的词中，有宫廷宴饮、歌舞升平的景象，也有甜蜜的爱情、思妇怨女离愁的诉说，而更重要的还有其降宋后词中所表达的亡国之痛和故国之思。“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是多么富有哲理的人生感慨，多么厚重与浓郁的情感抒发。
如此集中、具体的评价，王国维对李煜的推崇与偏爱不言自明，所以他在评价中渗入自己的主观情感，出现过誉之词在所难免。尽管如此，王国维的见解还是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可，成为一个关于李煜词的“经典阐释”，被后来者所不断借鉴和引用。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李煜的评价，是李煜词的接受史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笔。
人民性与爱国主义的讨论
时序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词学界对李煜词的关注掀起了一个小高潮。对李煜词的再评价是当时词学研究中一次较大的学术论争。
重温当时的那一段历史，李煜词的讨论是从一九五五年八月下旬《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副刊上开始的。论争围绕“李煜词为什么有众多的爱好者”这个中心命题展开，引申出了几个讨论点：李煜的爱情诗里有没有“人民性”？感情是否与“人民”相通？后期作品中的“怀念故土”是不是“爱国主义”的反映？他的词是不是现实主义的作品？争论的各方都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批评武器，用的是那个年代最权威最流行的批评观念与批评术语，如“人民性”、“爱国主义”、“现实主义”、“典型性”等。从命题到论证，贯穿着当时的权力话语，虽然难免有教条主义的倾向，但整个学术氛围仍然是健康的，反映了新的学术风气和新的人文立场。而讨论也从纠缠于南唐政治社会的评价与考证，乱贴政治标签最终回到了李煜词的美感形式、艺术手法、接受心理等文艺理论基本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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