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凌晨风而长啸 托归流而永吟
作者：刘 梅
关键词：世说新语 乱世 重新定位 自我意识 觉醒
汉末魏晋是一个政治动荡、灾难频繁的时代。然而，人的精神却在那样一个焦虑痛苦的时代开出了异样的花朵。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①动乱摧毁了儒家的一统天下，儒、道、佛等各种思想得以并存，玄学得到充分的发展。正是这种特殊的时代气氛，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促成了人的觉醒，个体生命呈现为多姿多彩的美。而《世说新语》以魏晋时代的士大夫为表现对象，又是魏晋南北朝小说中“为赏心而作的”②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凭借对个体生命价值和时代风貌的审美把握，把一个美质纷呈的个体生命世界展示在我们面前，让遥远的古人和遥远的时代都以富于美感的方式栩栩如生地重现在我们的阅读和想象之中，使魏晋士人的自我意识凸现在我们面前。
一、这首先体现为强烈的生存意识
腥风血雨、刀光剑影之中，不少文士作了无谓的牺牲品，“名士少有全者”的社会悲剧带给士人们前所未有的心灵创伤。正因意识到了这分悲苦，魏晋人表现出异常鲜明的生存意识。既然“生之可贵”，“死之可期”，无限延长生命的长度既不可能，于是转而致力于提高生命的浓度，执着于现世，尽情地受用人生。几乎是一碰到死亡，魏晋人往往迅速反弹回来，从关于死亡的沉思和体验中走回来，更加全心全意地执着于眼前短暂的生存。他们利用一切可能，尽情地享受自我。在动荡的岁月里，一切终将迅速消逝，一切都显得那么虚幻，唯独生命是真实的，唯有人生充满陷阱是真实的。唯其如此，执着于生命的存在，尽情地享受人生就成为理所当然了。生命而外的自然、社会仅仅是为生命而摆设的，是物为“我”用，而不是“我”为物累。王恭说“作人无长物”（《德行》）；桓温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言语》）；王孝伯“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文学》）；张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识鉴》）这些都表现出他们对今生今世的热衷与关注。
他们采取一切手段，极力地保存自我。“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③为了拒绝与司马氏联姻，阮籍大醉六十日。苏峻事乱平息后，“王、庾诸公数用孔廷尉为丹阳”，然而孔坦却“拂衣而去”，他不愿在危难之际成为任人宰割的替代物和牺牲品，他看重的是自己的生命，而不是所谓的升迁。李宗子“清贞有远操”，“既有高名”，王导“故辟为府掾”，李宗子对此置之一笑说：“茂弘乃复以一爵假人。”透露出他对名爵的淡泊心境，而这又导源于他对自身的热爱，因为他“少羸病”（《栖逸》），身体颇为不佳，那自然以身体为重，而不去为爵位卖命。陶渊明的归隐，无疑也是基于一种深刻意识到的个体生命本身之可贵，一种精神自由的渴求。汤用彤先生说：“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④也就是说，走上仕途未必能保全自己，隐遁山林倒反而有一个善终。
就因为死亡的幽灵一直紧随魏晋人的身后，他们从死者身上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进而才“兔死狐悲”，为自己也将要走向死亡而悲痛欲绝，甚至郁郁而终。高僧法虔圆寂，支道林精神委顿，悲痛难忍，后也死了。他们还以种种怪异的方式给死者送行。曹丕率众学驴鸣而葬王粲（《伤逝》），孙楚仿驴鸣而悼王济（《伤逝》），王徽之摔琴恸献之（《伤逝》）。这种种怪异的举动都是为满足死者生前的某种爱好而作出的，他们希望人死后灵魂仍然有知，能感受生者的美意，说到底是祈求生命永驻，厌恶死亡的降临。这种生存意识的高扬还使得魏晋士人对挽歌情有独钟，甚至自己给自己写挽歌，这是魏晋文学的一大景观，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陆机与陶渊明。陆机的《挽歌三首》，开了文人自挽的先例，诗的内容自托死亡为鬼后的种种情状，“人生有返岁，我行无归年。昔居四民宅，今托万鬼邻”。诗中哀叹人生必然要死，进入冥界后的孤独，其中有不少自慰的话。陶渊明临终前作有自挽之辞《挽歌诗》三首，看似达观，实则蕴含着对生命的珍视和留恋。《世说新语》也记载了袁山松与张湛两位名士嗜好挽歌的轶事：“张湛好于斋前种松柏。时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时人谓‘张屋下陈尸，袁道上行殡’。”（《任诞》）“张褃酒后挽歌甚凄苦，桓车骑曰：‘卿非田横门人，何乃顿尔至致？’”（《任诞》）这些貌似荒诞的故事其实都说明了魏晋名士对于死生既依恋又失望的矛盾心情。
而且魏晋士人觉醒的生命意识使他们在政治高压下对个体生命进行重新认识。为了拯救自我，努力方向已经有所不同了，尽管“兼济天下”是文人真正的梦想。但是，东汉末年以来他们发觉做到这一点危险太大了，动不动会有杀身之祸，所以大家不敢直截了当地对社会政治，对实际事物发表意见。怎么办？总是要发言的，读书人长了嘴总是要说话的。既然实际的种种问题，我不敢说，怕惹来杀身之祸，就来谈一些玄的问题吧，可以远祸的问题。我不去谈论实际的问题，我来谈宇宙、自然，谈人的生命，谈哲学，谈这么一些东西。因此，一些士人的人生态度发生了基本变化。原来一个人要活得有滋有味，要活得快乐，要活得不担惊受怕，其实他可以从政治漩涡脱身而出。可以到玄理之中，到《老庄》和《周易》讨论的那些问题中，来找精神寄托。这种对超越实际政治，实际社会层面的哲学命题的探讨可以说还直接导致了清谈的产生。
二、个性意识的张扬
魏晋时代，既是一个战火不断、动荡不安的时代，又是一个追求精神自由的时代。它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更注重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完美。他们试图摆脱世俗的价值观对身心的束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摆脱了“心为形役”的个性意识的张扬，把魏晋风流渲染得淋漓尽致。他们独特的个性、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生活方式，都在昭示着自我在他们心中的分量。桓温与殷浩齐名，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回答说：“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品藻》）这是对我的坦然肯定。这种自我肯定的本身意味着摆脱了外在的标准、规范，摆脱了他人行为的约束，从而直接地突出了自我的存在，形成了一种自觉意识和人格追求上的高度自尊。《方正》篇载：“王太尉不与庾子嵩交，庾卿之不置。王曰：君不得为尔。庾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法，卿自用卿法。”显然“我”被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了人的觉醒。这种觉醒，导致了魏晋士人对独立人格构建的追求，充溢着强烈的实现个人生命价值的意识。又如《品藻》篇所载：“桓大司马下都，问真长曰：‘闻会稽王语奇进，尔耶？’刘曰：‘极进。然故是第二流中人耳！’桓曰：‘第一流复是谁？’刘曰：‘正是我辈耳。’”这种普天之下，唯我独尊，毫无顾忌的自我夸耀，也许带有狂妄之气，却是对个人价值的毫不含糊的肯定。魏晋士人不大关心江山社稷与黎民百姓，把当世的责任、现实中的事务等当作是束缚自己自由的世俗枷锁，对之鄙弃不已，而一心向往着任情适性的逍遥生活，坚守我行我素的信念。阮籍“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晋书·阮籍传》），嵇康“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简傲》），“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刘伶“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衤军衣，诸君何为入我衤军 中”（《任诞》），王子敬“外人那得知”（《品藻》），王子猷“雪夜访戴”（《任诞》），王羲之的“坦腹东床”（《晋书·王羲之传》）都表现了魏晋士人强烈的自我意识，自我主张，自我凌驾于一切之上。因此，他们对别人越过一定的限度来侵犯自己的言行，是绝对无法容忍的，所以当大中大夫陈韪当面评价聪颖过人的孔融“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时，十岁的孔融马上予以反击：“想君小时，必当了了”（《言语》），让陈韪自讨没趣，大感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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