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雅韵琴音
作者：汪 青
《琴赋》不只是描写了弹琴动作，还说到琴音的雅颂。《琴赋》开篇即体现出典雅的美学风格，在行文中描写弹琴与琴音。蔡邕重视雅音，“爰制雅器”、“繁弦既抑，雅韵复扬”，蔡邕是儒学大师，儒家思想浓厚。儒家倡导雅乐，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把音乐纳入儒家思想体系中，孔子重视雅乐的移风易俗的教化作用，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尽善尽美”（《论语》），其后的儒学大师荀子作《乐论》，把音乐和治国兴衰结合起来，雅乐就一直成为了汉儒们的至上追求，作为汉儒一员的蔡邕身在汉末，更加体会到雅乐于移风易俗、匡正社会的重要性，所以提倡雅乐，希望“雅韵复扬”，以“通理治性”。蔡邕在《琴赋》中说：“爰制雅器，协之钟律，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在汉代很流行，为儒人学士所喜爱，琴可以“通理治性，恬淡清溢”，可移风易俗，陶冶性情，提升个人修养水平，有助于儒家教化。“琴者，禁也。禁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白虎通义》）所以，蔡邕在《琴操》中说：“昔伏羲氏之作琴，所以修身养性，反天真也。”《淮南子》也说：“神农之初瑟，以归神反望及其天心也。”这些都谈到了音乐、谈到琴瑟的教化和修身养性作用。《乐记》说：“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行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乃干戚羽旌，谓之乐。”这段话强调，音乐是因人心感动而生的，揭示了音乐与人心的关系，表明音乐与人的情感抒发有关，琴为音乐中最高雅的艺术，为文人儒士所钟爱，儒士文人通过习琴弹琴，“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琴可以移情，蔡邕《琴操》说：“伯牙学琴于成连先生，先生曰：吾能传曲，而不能移情。吾师有方子春，善于琴，能作人之情。今在东海上，子能与我同事之乎？伯牙曰：夫子有命，敢不敬从，乃相与至海上，见子春，受业焉。”由此可见，琴的最高境界在于移情，能“作人之情”。伯牙与子期的故事广泛流传，伯牙于琴道造诣精深，而独子期能懂，伯牙鼓琴，子期能听得出其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所以子期死后，伯牙因为没有知音，终身不再鼓琴。
３．《琴赋》的悲音气质
蔡邕是汉末大儒士，懂琴能琴，以琴“通理治性”，以琴移情，移风易俗，行教化作用。《琴赋》中还有浓厚的悲音气质。《琴赋》：“然后哀声既发，秘弄乃开，左手抑扬，右手徘徊，指掌藏摧”、“一唱三叹，凄有余哀”、“于是歌人恍惚以失曲，舞者乱节而忘形，衰人塞耳以惆怅，辕马蹀足以悲鸣”。蔡邕写悲音，认为悲音更可以起到移情作用，以移风易俗，行教化作用。蔡邕生于东汉末年，主要生活于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宦官专权，朝政混乱，社会矛盾激化，汉王朝随时都有灭亡的危险。生活在这样一种环境下的文人士大夫蔡邕，以匡正天下为己任，忧患意识浓，有较重的悲音气质。蔡邕仕途不顺畅，三次出仕，第一次是因为宦官们听说他琴技高超，召他入朝鼓琴，蔡邕中途称病返回，闲居家乡十余年，第二次是被司徒乔玄召为幕府，先拜郎中，后校书东观，在朝九年，遭到朝中宦官的陷害，流放朔方。被免罪后，得罪宦官，又被迫流亡江湖，浪迹吴会十二年，第三次是在五十七岁的时候，被董卓强命召入朝中，做官四年，董卓被杀，蔡邕下狱死。观蔡邕一生，怀才不遇，人生坎坷，无法实现远大的政治抱负，最后还冤死狱中。在这种国家、社会和自身的重重困境中，蔡邕倾心于琴，寄情于琴，以琴发悲音。由此可以看出，蔡邕的悲音是叹世之音。
四、结论
《琴赋》是蔡邕一篇很重要的写琴赋作，极具典雅美学风格，代表了蔡邕赋作创作水平和创作艺术特色。《琴赋》是东汉音乐赋作中的典型之作，是这一题材中的优秀之作，自宋玉《笛赋》后，音乐进入赋中，成为被描写的对象，音乐赋兴起，有马融的《长笛赋》、王褒的《洞箫赋》、刘向的《雅琴赋》等等，这些赋作组合成一个系列，体现出音乐赋的创作特色，蔡邕的《琴赋》是其中的佼佼者，它短小精悍，灵动如乐曲，气韵天成。其抒情、典雅而流丽，有较重的骈偶化趋势，代表了汉代音乐赋的走向，亦是汉代音乐赋的小结，又直接引导了同名绝顶之作——嵇康《琴赋》的出现。蔡邕是汉末文学家、音乐家，其对音乐的感悟表达在《琴赋》中，显示出了他的天赋，蔡邕继承了孔子以来的儒家强调雅乐和音乐教化的传统，张扬了音乐的“通理治性，恬淡清溢”的功能。嵇康《琴赋》认为琴可以“导养神气，宣和情志。处穷独而不闷者，莫近于音声也。是故复之而不足，则吟咏以肆志，吟咏之不足，则寄言以广意”，是对蔡邕音乐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蔡邕是一个天才音乐家，也是一个天才文学家。他的音乐赋除了《琴赋》外，还有《瞽师赋》，另外还有《琴操》等。他的赋不仅展示了卓绝的文学功力，也展示了他精深的音乐修养，二者相得益彰。只有对音乐、对琴有深刻体悟，才能熟知弹琴指法和技巧，才能深通乐理，写得出《琴赋》。《琴赋》的写作无疑是他音乐理想和琴的理念以及文学创作情感的释放。
蔡邕素喜儒学，他重视雅乐、重视悲音是其在儒家思想支配下的、面对东汉末年的社会境况作出的必然选择，他的赋作行文从内容到形式都摆脱不了儒家思想对他的控制。蔡邕处在东汉末年的社会背景下，企图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匡复汉室，做出一番成绩。仕途不济的情况下，在借助弹琴与文学创作抒发自己情志的同时，他希望用音乐用文学起到移风易俗的作用，从人心上感人，起到救世的作用，音乐与文学较好地统一于蔡邕的这一社会理想中，但遗憾的是，汉室积重难返，大树将倾，蔡邕个人也无力回天。
作者简介：汪青，华中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学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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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袁行霈．中国文学史［Ｍ］．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０．
［７］黄侃．文心雕龙札记［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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