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孤独的心灵 寂寞的情怀
作者：金毓敏
由此可见，《呼兰河传》的情感主题是“孤寂”。作品始终为萧红情结所笼罩，印证着作者与孤独、寂寞的特殊关系，更藉着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向我们揭示了萧红情结的源头。
二、呼兰河：孤独、寂寞的源头
美国心理学家迈· 凯梅·普林格尔认为：“为了使儿童能够从毫无自助能力的婴儿成长为成熟的成年人，从他们降生之日起，有四个基本的感情需要就必须被满足。”其中对爱和关怀的需要无疑是最重要的，“它为后来的一切关系提供了基础”。“这种需要通过孩子在诞生之时就体验到的连续不断的、可靠的、忠实的关系得以满足”。而这种关系首先是与他的母亲、他的父亲之间的。“只有基于幼儿时期儿童与父母之间这种爱的联系，儿童的个性才能得以健康的发展。”反之，“发展就可能受到阻碍或被扭曲”③。
而萧红的童年就是缺乏爱的，具体地说，是缺乏父母的爱。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是尽量回避这一话题的。她一直想用一生中得到的最真挚、最宝贵的爱——祖父的爱，来弥补这心中最深的伤。在一九四〇年，在萧红怀着孤寂的心情来到她人生旅途的终点站——香港，并过上更为孤寂的生活的时候，她似乎没有勇气再去直面这刻骨铭心的、无意之中已经左右了她一生的伤害了。然而，痛苦与欢乐一样难忘却，甚至比欢乐更深刻。所以《呼兰河传》中，萧红儿时的不幸仍不可抑制地几次露面。虽然用的是典型的“萧红方式”，轻松自如、不事雕琢，甚至有时可说是轻描淡写。例如：“……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有了祖父就够了……虽然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和祖母的用针刺我手指的这些事，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但这更令人心酸、叫人扼腕。孩子得到父母、亲人的爱是多么正常的事，萧红却一直生活在父亲的冰冷，母亲、祖母的憎恶之中。
好在还有个慈爱善良的祖父！小时候得到的这唯一的爱，“是萧红日后所能得到片刻陶醉的主要泉源”。然而真的“有了祖父就够了”、其他的那些“都觉得算不了什么”了吗？如果萧红的父母和祖母在不给她爱的同时，也不要给她伤害，那单凭祖父的爱，萧红或许还能健康地成长。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疾痛惨怛”没有人“不呼父母”的时候，萧红所回忆到的，只是“父亲的冷淡，母亲的恶言恶色……”其实在《呼兰河传》之前的一些作品中，萧红对她父亲的描述总是直言不讳的。在《永远的憧憬和追求》一文中，她说：
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
…………九岁时，母亲死去。父亲也就更变了样，偶然打碎一只杯子，他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后来连父亲的眼睛也转了弯，每从他身边经过，我就像自己的身上生了针刺一样，他斜视着你，那高傲的眼光从鼻梁经过眼角，而后往下流着。
当萧红后来在哈尔滨过着极其穷困潦倒的生活时，无论弟弟怎样恳求，近在咫尺的呼兰的家她始终不回。她说：“那样的家我是不能回去的，我决不愿靠着立场与我极端不同的父亲的豢养……”何况当时亲爱的祖父已经不在人世，联系着萧红和她的家庭的“脐带”已彻底断开。
至于她的母亲，也比她的父亲好不了多少。在《家族以外的人》一文中，我们可看到她的母亲常常打她，还用石头砸她，甚至在夜深人静时，为了“惩罚”她，仍不让她吃饭和回房睡觉。可见，世界上最无私、最伟大的爱——母爱，对萧红而言简直就如美妙音乐于聋子、斑斓色彩于盲人，她是从来没有机会亲身感受的。
而《呼兰河传》中，因为创作时萧红正处于孤独和寂寞的顶峰、极其需要爱和温暖的缘故吧，她将祖父的爱作为主旋律，只写了祖母用针刺她、父亲一脚把她踢翻的事，关于母亲的也就只几笔带过了。但这同样让人触目惊心、过目难忘。
……祖母是有洁癖的，以她屋的窗纸最白净。别人抱着把我一放在祖母的炕上，我不假思索地就要往炕里边跑，……把那白白透着花窗棂的窗纸给捅了几个洞，……有一天祖母看我来了，她拿了一个大针就到窗子外边去等我去了。刚一伸出手去，手指就痛得厉害。我就叫起来了。那就是祖母用针刺了我。
……祖母已经死了，……而我还在后园里边玩着。……我顶着缸帽子（很大的酱缸的盖子——引者注），一路摸索着，来到了后门口，我是要顶给爷爷看看的。……虽然进了屋，仍是不知道祖父在什么方向，于是我就大喊，正在这喊之间，父亲一脚把我踢翻了，差点没把我踢到灶口的火堆上去……
这两件事分别发生在萧红三岁和五岁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父亲和祖母用以对待小萧红的天真烂漫的，竟是狠毒。
因为萧红在《呼兰河传》中的厚此薄彼，极力抒写她与祖父之间的爱和相处的欢乐时光，反而暴露了她童年感情生活的畸形。就如茅盾在《〈呼兰河传〉序》中所言：“《呼兰河传》给我们看萧红的童年是寂寞的。”是的，除了祖父，就只有后园。萧红自己也坦白：“……祖父，后园，我，这三样是一样也不可缺少的了。……刮了风，下了雨，祖父不知怎样，在我却是非常寂寞的了。”“家里边的人越多，我就越寂寞……”读到这里，我们不禁深思：究竟谁是萧红小时不公平遭遇的真正缔造者呢？据端木蕻良在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五日的《广州日报》上写的一篇《纪念萧红，向党致敬！》的短文所揭示，萧红出生的确切日期是一九一一年端阳节，因迷信那天生不祥，所以将生日延后三天。但这一“不祥”在那些封建家长心中所造成的阴影可想而知，何况作为张家最大的孩子的她又是个女孩。这些使萧红在那个非常保守的家庭中受到冷落和鄙视是顺理成章的。归根到底，这是中国几千年积淀下来的封建遗毒在一颗弱小心灵上的肆虐，它才是残害萧红健康个性的真正刽子手。
正是在这个极端不健全的环境中，正是在这一过早经历而又极其深切的孤独寂寞里，萧红度过了她一生中成长最关键的时期。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也许离不开两种情况，一是叛逆，一是委曲求全。而在萧红后来的生涯中这两种情况正是交替出现的。萧红在这样的家中“委曲求全”了十几年后，终于完成难得的第一次“叛逆”，逃出了父亲的家庭。然而，事实并没有像祖父所说的：“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她“‘长大’是‘长大’了，却没有‘好’”。她又开始了在男性阴影下“委曲求全”的生活。两萧的朋友、作家聂绀弩曾在一篇散文《在西安》中，记录了他与萧红在西安大街上散步时萧红说的一段话：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