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再认识
作者：徐伯鸿
“和”作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中的一个有机构成，还体现在他晚期诗中审美主客体的关系上。传统诗学认为：审美主客体的相合，主要是用情与景的范畴来表示。其相合的最为显著的两个特征是：“物我合一——‘我’的存在”和“物我合一——‘我’的消匿”。在这两个特征中，前者或“是将主体的道德属性赋予客体”，或是主体“将自己积蓄已久的情思倾泻于客体之中，使客体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诗歌中呈现的是“有我之境”；后者则“在于摈弃自我，汇入无穷大化之中”，“是主体抛弃了各种功利因素，真正契入对象的内在精神之中，与对象合为一体，在‘至一’中得到了统一，形成出神入化的意境”，在诗歌中呈现的特点是“无我之境”。陈铁民先生认为王维诗歌中景中有“我”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景中有“我”对景物的感受。其二，景中有“我”的思想感情。其三，景中有诗人的自我形象，但自我形象是就内在的精神、气质方面说的，而非指形貌的特征而言。其四，景中有“我”的审美追求。综合起来看，陈先生所说的四个方面中，前二者就是所谓的“物我合一——‘我’的存在”的境界；后二者就是“物我合一——‘我’的消匿”的境界。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我们结合王维后期的诗歌作品尤其是山水田园诗来看，王维诗歌中的“无我之境”明显地要比“有我之境”更为显著而突出。
艺术表现手法是王维诗歌达到“和”的审美境界的途径。他的诗歌中主要采用的方法体现在两个方面：以意为主，以一总万；艺术创作辩证手法的突出而显著的运用。
历史上的盛唐，各种各样的内外部条件形成了盛唐人一种开放性的时代社会心理，铸就了他们巨大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这种心理又反过来促使盛唐诗人去广泛吸收、借鉴、创造性地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王维也很难超越这种时代心理的影响。他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少见的一个通才，不仅集音乐家、书法家、诗人、画家于一身，且更是虔诚的佛徒。顾起经在《题王右丞诗笺小引》中说王维：“其为诗也，上薄骚雅，下括汉魏，博综群籍，渔猎百氏；于史、子、苍、雅、纬候、钤决、内学、外家之说，苞并总统，无所不窥，尤长于佛理。故其袬藻奇逸，措思冲旷，驰迈前榘，雄视名奔。”如此丰厚广博的文化素养，不仅在他的诗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而且“五色成文而不乱”，让接受者从他的作品中领略多种艺术素养整合后所带来的艺术魅力。“融画法入诗法”不仅使他的诗歌在写景上达到“诗中有画”的境界，而且他还将这种特点与其他的素养敷理举统水乳浑然于一起。应该说这是王维吸收借鉴了诗歌传统中以意为主、以一总万的必然结晶，是他高超卓荦的艺术创造力的显现，也是盛唐培育诗人们所共同具有的创新意识和创造能力的一种巨大的社会成功。
古代艺术理论非常强调运用辩证的方法来达到“和”的境界。《周易·系辞》说：“叁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而成天下之文。”《国语·郑语》云：“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老子》继承了这种观点，并有所发展：“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把相反相成作为天地万物的法则，强调在差异和变化的基础上通过适当的调节来达到和谐优美的境界。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所讲的：“五色杂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发而为辞章，神理之数也”，就是认为只有将众多不同的因素依照一定的规律组合在一起，才会有美的产生，这是文学创作中的一种准则和方法。依照这种准则和方法，古代艺术家们创造了内含精奥微妙、类型极多的艺术辩证手法，如：动与静、形与神、虚与实、藏与显、多与少、大与小等。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对此已有不同程度的论述，拙著《诗情画境》第八章中也有专门论述，故本文从略。
将“和”与“秀清远”这三个词语结合起来看：“秀清和远”分别从创作主体角度、创作层面角度、审美接受角度对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进行了精练概括的总结。既注意了对他诗歌的局部特色的关注，也没有忘记对他诗歌整体的关注；既注意了他诗歌中的情感因素，也没有忘记他诗歌中的情感表达方式。
四
艺术家在思想、经历、个性和社会诸因素综合影响下所形成的心态，犹如人的指纹很难雷同，且当它一旦定型，不仅无法遽然改变，而且会默默地指导、规范着这个个体的思想、情感、思维方式和艺术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的心态不同，其艺术创作所呈现出的艺术特色也就不同。下面简单地比较一下杜甫、孟浩然、王维在心态上的不同处，以及由此而带来的诗歌艺术特色的不同，从而说明“秀清和远”作为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独具性。
杜甫出生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受家庭和时代风气的影响，他一生不管穷达都在恪守着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当然，由于时代风气的熏染，其思想中也不可避免地掺杂有释、道思想，但这不是其主流），而且越是年老，也就越是固着，亦即他自己表白的“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儒家思想浸淌在他的血液之中，形成了他强烈而又固着的社会、历史责任感、时代使命感，以及浓烈的贯穿了他一生始终的带着明显功利目的的具有“超我”性质的忧患心态。
孟浩然一生生当盛世，“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的古训，促使他感到“端居耻圣明”，不甘终老草莽“徒有羡鱼情”（《临洞庭》）。但另一方面由于早年家乡“左右林野旷，不闻城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涧南园即事贻皎上人》）的秀丽山水和“沿涧自有趣，何必五湖中”（《北涧泛舟》）优游自在的生活以及“隐迹今尚存，高风邈已远”（《登鹿门山怀古》）隐士高人生活等因素对他的长达四十年的熏染，使他内心深处养成一种“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的情结，所以，他的心态中有着明显的矛盾着的两重性：一方面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有着功业未建怀才不遇的痛苦和愤懑；另一方面又有着对山水自然的留恋与喜爱的情结。
三人心态的不同，使得诗的语言、情感、意象、意境和风格等也各不相同。杜诗语言沉着劲健，孟诗语言清淡，王诗语言清秀；杜诗情感沉郁，孟诗情感旷达，王诗情感平和清逸；杜诗意象带有道德的“我”的映射，孟诗意象玲珑中有兴象故实，王诗意象了无自我，物我消融；杜诗意境沉郁博大，孟诗意境清淡中时有壮逸高唱之气，王诗意境清雅淡远；杜诗风格沉郁顿挫，孟诗风格清而旷，王诗风格则秀清和远。掩卷遐思他们的诗歌，杜诗中存在着审美主体与社会、自然，审美客体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强烈的矛盾冲突，且是一种超出了儒家“允执其中”的“中庸”之“度”的冲突；孟诗中从始至终虽然有着审美主体与客体之间，审美客体中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统一，但是也存在着强烈的矛盾冲突，只有王维虽然早年有着冲突，但却在后期消解了这些矛盾与冲突进入一种平和合一的境界。因而，杜甫与王维在艺术特色上俨然两派；孟浩然虽然在心态上与王维有着相似之处，且诗歌的很多因素也有极为近似的地方，但由于心态中的主导思想（孟的主导思想是儒、道的结合为主）的不同，且由于二人才力高下的不同（苏轼说孟浩然“韵高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终无材料”），所以，孟诗的艺术特色尽管略有王维“秀”“清”“远”的特点，却缺少王维“和”的特点。
综上所述，“秀”“清”和“远”当是王维诗歌所独具的艺术特色。
说明：本文所引用王维诗文均出自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１年出版的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
作者简介：徐伯鸿（１９６４－ ）河南光山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攻唐代文学。
①本人认为“诗中有画”不是王维诗歌最大的艺术特色，而是指他诗歌的写景成就和境界。对此请参阅由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的拙著《诗情画境——中国古代“诗中有画”问题研究》。故本文对这个问题及当代人的观点不加涉及。
②请参阅拙著《诗情画境——中国古代“诗中有画”问题研究》第四章中的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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