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对王维诗歌艺术特色的再认识
作者：徐伯鸿
一
对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前人总结了许多。笔者依据《王右丞集笺注》卷末的附录材料，除掉其中关于“诗中有画”的言论①，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清逸。杜佑《文献通考》：“维诗清逸，追逼陶谢。”司空图《与王驾评诗书》云：“右丞、苏州，趣味澄夐，若清流之贯达。”《诗人玉屑》：“为诗欲清深闲淡，当看韦苏州、柳子厚、孟浩然、王摩诘、贾长江。”二、秀雅。杜甫在《解闷十二首》之八中说他“最传秀句寰区满”；殷璠在《河岳英灵集》卷上说：“维诗词秀调雅。”储光羲《答王十三维》“是日归来暮，劳君奏雅章。”《西清诗话》：“王摩诘诗，浑厚闲雅，覆盖古今。”《瀛奎律髓》：“雅净。”《广信吕夔王右丞集考》：“其为律绝句，无问五七言，皆庄重闲雅，浑然天成。”《史鉴类编》：“辞情闲畅，音调雅驯。”三、淡远。《岁寒堂诗话》：“格老而味长。右丞诗格老而味远，不逮苏州，至其词不迫而味甚长，虽苏州亦不及也。”《四友斋丛说》：“格调既高，而寄兴复远。”《瀛奎律髓》：“简而有味。”《鹤林玉露》：“朱文公曰：‘律诗如王维、韦应物辈，自有萧散之趣。’”《广信吕夔王右丞集考》：“至于古诗，句本冲淡，而兴则悠长，诸词清婉流丽，殆未可多者。”《李杜诗纬》：“淡而浓，近而远。”
前贤的研究成果综合起来，用“清”、“秀”、“远”三个词语足可以概括。所谓“清”，就是指王维诗歌的意境和风格具有一种清爽美好、雅洁不俗气的特征；所谓“秀”，就是指王维诗歌语言的清新秀丽；所谓“远”，就是指王维诗歌的立意高远，且整体风貌上给审美者一种咀嚼不尽的言外之意。但笔者认为：仅用这三个词语还不足以概括王维诗歌的艺术特色，还必须加进一个“和”。
“和”是古代艺术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与审美理想，先秦儒、道两家的思想中都有精辟的论述。儒家所论之“和”立足社会人事，强调用“仁”与“礼”来规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将以“仁”和“礼”节之的“允执其中”作为“和”的最高境界；道家所倡导的“和”，则是建立在自然之道的基础上，将天地之“和”作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最高旨归。因此，儒家倡导的“和”是一种人为的“和”，道家倡导的“和”则是一种自然的“和”。而自魏晋六朝以后，禅宗以空性参破天地物我合一的思维方式，同道家摈弃自我欲念通过“心斋”、“坐忘”的修炼途径而达到“天人合一”境界的方式相互结合起来，发展、补充、丰富了“和”的内在意蕴，并以超过儒家之“和”的影响力，深刻影响、制约、规范着后世士人的心态及其艺术创作。所以，考察起来，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真正能达到儒释道三家结合所倡导的“和”的境界的最早的诗人，非王维莫属。
二
诗以言志，王维心态的变化与其诗歌创作的变化表里相依存，且非常突出。
王维的心态与其身世、时代，尤其是经历的变化密切关联。王维的青少年正处在历史上开元盛世最繁荣鼎盛的时期。十九岁中京兆府试解头，二十一岁与弟弟王缙一起又擢第的王维，少年得志，春风得意，“干名利”之心异常强烈。尽管时隔不久，他便被贬济州司仓参军，之后又被放淇上做微官，从而多次萌发过“解印归田里”（《济上四贤咏三首·崔录事》）的愿望，但他并没有泯灭心存魏阙的热望，依然用手中之笔倾诉、揭露、抨击开元社会中“童年且未学，肉食鹜华轩”（同上，《郑霍二山人》）、“谁怜越女颜如玉，贫贱江头自浣纱”（《洛阳女儿行》）的不合理的阴暗面；抒发着“明时久不达”（《送綦毋校书弃官还江东》）的怀才不遇的愤慨和不平；总是幻想着建不世之功业“一战立功勋”（《老将行》）。从《上张令公》和《献始兴公》这两首诗，就可以看出诗人仕进心情之急迫和得官后对张九龄无尽的感激之情。因此说开元二十五年以前的诗人，“今人作人多自私，我心不说君应知。济人然后拂衣去，肯作徒尔一男儿”（《不遇咏》），正是他积极进取、昂扬向上、不懈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主体心态的自我表白。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年的心态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欲望和冲突，带有着极强的功利性。因而诗歌内容中也充满了多种尖锐的无法调和的——社会与个人（用与弃）、个人与个人（隐与仕）和“日夕见太行，沉吟未能去。问君何以然？世网婴我故”（《偶然作六首》其三）的自然与个人（近与疏）之间——矛盾冲突；诗风也明显地表现出多样性特征：既有雄浑、悲壮的，也有清秀、绮丽的。这样，他早期诗歌的艺术特色就没有体现出“和”的特征。但按照古今惯例，总结诗人的艺术特色依据的是最能代表其艺术成就的诗歌。王维早期诗歌在艺术上正处在发展阶段，不能代表其艺术成就，故，本文在此对其早期的诗歌也同样采取忽略不计的态度和方法。
现实社会的日趋黑暗、政治靠山的失势、理想抱负的难以实现，小弟已娶、小妹长成、家庭经济负担的减轻，特别是爱妻的去世等外在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王维“逝从断荤腥，不复婴世网。浮名寄缨佩，空性无羁鞅”（《谒璇上人》），名利进取之心日益淡薄。于是，他要在“空门”中消解自己的“几许伤心事”，要在白云、清泉、和风朗月中“发我遗世意”（《赠从弟司库员外絿》），他过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潇洒优游、循性率意的日子，与鸟兽、云霞、虚白相亲相嬉静悟机心和清净之理……在处世上，“他不愿巧谄以自进，但又不干脆离去。他不甘同流合污，但又极力避免政治上的实际冲突，把自己装点成不官不隐、亦官亦隐的‘高人’，与统治者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始终为统治者不忍弃”。王维后期的这种行为实际上已达到“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大隐”境界，进入了一种“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均”、“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的“大和”之境。“而‘大和’的特点是物我合一，它在审美心境上表现为超越功利，空明澄净。”王维后期生活中形成的这种超越功利性的“和”的心态，前人曾经用“心融物外，道契玄微”“高人王右丞”“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等话语加以阐说和赞扬。王维中晚年所形成的这种心态，并不是简单地受道家、佛学思想影响而形成的，更重要的是“在学佛的同时，也学道，往往把这二者结合起来”之后的必然产物，换句话来说，这是他综合接受佛学的“空”和道学的清净无为思想影响的必然产物。王维后期的心态进入了“和”的境界，所创作的诗歌也代表了他一生的最高成就。
三
王维后期，由于心态的“和”，一方面使得他带着这种“和”的心态去观察自然与社会，另一方面，由于这种心态的过滤，使得他诗歌中的自然物象和社会事象也呈现出“和”的状态特征。在他后期诗歌中，自然界的物象虽然各有各的特点，如幽篁、青松、清溪、山月、夕阳、飞鸟、长河、春涧……且相互错杂，但这种错杂无一不笼罩于《庄子·天地》托言老子所云：“夫道，渊乎其居也，襰乎其清也。……视乎冥冥，听乎无声。冥冥之中，独见晓焉；无声之中，独闻和焉”的“无声之中”的“和”，以及“我今深达真实空，知此色相体清净”（《西方变画赞》）的“真实空”之中。许多研究者都曾指出：王维后期诗歌的境界中含有一种静，一种永恒的静。老子云“唯道集虚”，静者，正是悟道得道的前提心境和条件，但又是通过自然界的和谐相生来显现的。王维诗歌中千差万别的自然界中的物象，正是通过“道”、“空”的精神之“和”得以和谐与统一。或许以《鸟鸣涧》为例能更好地说明这个问题：“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桂花、夜、春山、月、山鸟、春涧，本来毫无关涉，但是在本诗中却相互影响，互为表里：“运动着的时空景象都似乎只是为了呈现那不朽者——凝冻着的永恒（按：指常住不灭的本体佛性）。那不朽，那永恒似乎就在这自然风景之中，然而似乎又在这自然风景之外”。不管是“风景之中”还是“风景之外”，自然界中千差万别的事物就在这“本体佛性”中达到了“和”的状态。阮籍在《达庄论》中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王维后期的山水诗歌中，很少描绘那些不出名的小山丘，所歌咏的对象绝大多数是“其山东接骊山太华，西连太白，至于陇山，北去长安城八十里，南入楚塞，连属东西诸山，周四数百里，名曰福地”的终南山和其局部景观，所描绘对象的本身实际上就已寓含有“山静谷深”的性质。在那些不是写终南山之景象的诗歌中，诗人也非常注意突出地描绘山深景静。如《燕子龛》《青溪》《新秦郡松树歌》等。在描绘具体细小的自然景物时，诗人除了常将动态的物象与静态的物象对列以动衬静显示出物与物之间较低层次的“和”之外，还常常以周流不滞最足以代表动的水、厚重不迁最足以代表静的山组合在一起，作为最高层次的运用；并以山、水所象征的动静，来显示出自然界事物在哲学意义上的“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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