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歧路上的哭泣
作者：秦韶峰 王 琼
关键词：女性主体 宗法父权制度 民族国家话语
在文学史上，我们可以在宗法道统的文献与文学作品中找到绝对权威的父亲形象。但是，女性却很难在这里找到自身的文化传统。在男性文本的制约下，女性在寻找母亲的认同中，找不到可供认同的同性家长，成为没有神话庇护的主体边缘化的弱势群体，从而走进性别错位甚至角色反串的死角。在这种身份属性与性别认同的危机中，女性形象面对吊诡异常的宗法父权的黑洞，不仅常常是男性文化霸权模拟的产物，而且常被融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吸纳机制中。
一、新文学初期：偏执地遗忘
“五四”思想启蒙时期，吴虞、鲁迅等人对中国家庭制度和礼教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们不仅揭露了中国社会组织结构和伦理体系对“人”的严重戕害，而且指出了中国的专制主义已经渗透到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及其伦理形态中。所以，中国的社会变革将不是以皇权或宗教权威的消灭为标志，不伴随专制君主的灭亡而灭亡。由于人们意识到了自己的实际处境，所以提出了个性解放、妇女解放、思想自由等一系列命题，从而使五四启蒙思想达到了一定的历史深度。但是，妇女解放问题又常常被卷入现代民族国家的“民族寓言”之中，这使女性本来就低的天空更显得朦胧而凄迷。
一九一八年六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六期出“易卜生专号”，《娜拉》一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成为现代中国女性走向解放的象征。深受传统父权体制压抑的女性被这种程式化“出走”的美感诱惑着，许多变形体被创造了出来：“年轻的女学生们逃离她们的传统的家庭环境，移居到新文化影响（尤其是受首先登载胡适介绍易卜生的文章的《新青年》影响）的城市。作为中学女教师或者渴望从事写作的女大学生，她们主动大胆地去拜访年轻男作家并同他们建立起友谊。二十年代的文学作品充满这样的故事：一位自主的娜拉如何在一家旅馆里邂逅了一位脸色苍白，沉思默想的男子，又是如何与他调情；或者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女学生是怎样在杭州西湖边同一位埋头创作风景画的英俊艺术系学生不期而遇。”①而且，人们在文学之外的现实中寻找“娜拉”。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十四日，长沙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女子赵玉贞，为反抗包办婚姻而自杀于彩辇中，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赵玉贞遂被称为“妇女解放的急先锋”②。差不多同时，胡适为另一个在广西的“娜拉”李超作传，蔡元培亦在为李超召开的追悼会上发表演说③。炽热的激情，拆除了文学与现实之间的樊篱。文学与生活互相模仿，娜拉被毫不迟疑地赋予了十足的现代性的含义，寄托着人们浪漫色彩的热情。娜拉式的出走在被人们过渡浪漫化程式化的同时，也被社会化了。妇女解放往往担负着民族解放的重任。人们看重的是她们出走的行为对国家民族现代化的意义，而女性作为出走事件的施动者则被英雄化崇高化后一再传唱。作为女性主体，出走对她们而言意味着什么，则很少被提及。即使启蒙者把注意力投向人的解放，女性往往是处于“人”的边缘，甚至妇女解放也往往等同于人的解放。虽然，女性解放是现代民族国家应有之义，但由于民族论述的整合，而把中国女性解放的步伐放慢，甚至使之偏离。
新文学初期的“娜拉”们面对的不仅是民族危亡的焦灼，还要面对从父权传统压抑机制中逃离的挣扎与无助，甚至她们根本无从逃离。而新文学初期的女性形象往往无法超脱于现代民族国家话语，并且成为男性书写的想象，甚至扮演了比男性更男性的角色。而女性，在面对性别与民族时的双重困境与复杂心态，则被偏执地遗忘了。
二、子君：梦醒了无路可走
鲁迅写于一九二三年的《娜拉出走以后怎样》一文不仅探讨了“娜拉”的现实困境，而且反对浮面热情，鼓励比个人牺牲更为持久的热情。而《伤逝》中的子君，是鲁迅从审美角度为此文所做的注脚。
作为启蒙者的涓生用爱情救赎了子君。子君的觉醒永远是那一句默想了一会儿之后，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说出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④如果仔细分析这句子君鼓了极大勇气，定了万分决心说出的具有因果关系的话，就会发现，“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是子君的结论（果），而这个结论本身就做出了一种斗争与反抗的姿态。“他们”在文中具体是指子君“在这里的胞叔和在家的父亲”⑤。而子君的斗争和反抗又是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在这句话里子君很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要求：不求干涉。可见，子君的愿望仅仅是希望胞叔与父亲不要干涉自己的爱情，而“我是我自己的”作为理由（因），只不过是子君从启蒙者涓生那里借来的用以维护自己爱情的武器。我们再从充满着涓生启蒙话语和粗暴的男性审视的《伤逝》中搜寻子君不多的其他几句话。当涓生被会馆开除后，子君说：“那算什么。哼，我们干新的。我们……”⑥因为是“我们”，所以才会“干新的”，才会有“那算什么”的无畏勇气，但前提只有一个：和涓生在一起。当涓生把阿随抛弃后，涓生问子君“你的脸色……”子君回答“没有什么，——什么也没有。”⑦这时，子君面对的是自己。自己内心真实的不舍与苦痛，子君却用“没有”来描述。也许在启蒙话语和传统父权体制的双重压力下，子君根本没有能力把握自己，她并不了解自己需要什么，不会表明自己要什么，甚至不知道自己要什么，从而不得不重新陷入从属于男人的熟悉情境里。
《伤逝》中子君的沉默对读者的忍耐力是一个考验。虽然笔者对涓生“叙述”出的子君充满了不信任，但还是不得不进入这种文本模式中，用涓生的眼光去审视、猜测、甚至迁怒于子君。涓生与子君有着不同的人生向度，无从理解。虽然新式的小家庭代替了老式的大家庭，但是，新的环境带着事先假定的方式，以其相应的一套秩序把子君的眼界际遇规定在它的范围内。子君并没有摆脱千百年来中国女性在传统父权制度下的牺牲惰性。涓生的启蒙像春天的风，吹开了子君心中爱情的花朵。而真正使子君“目不斜视地骄傲”⑧、“孩子似的眼里射出悲喜”⑨的，是爱情的天堂，幸福的凝固。子君从旧家庭的大笼飞到了爱情的小笼，只要涓生视她为对象，她甚至要求自己比涓生要求的还要多。子君始终沉默地操劳，把家当做事业去经营，把涓生当做生命去完成。而涓生有着远大的启蒙理想，家对他来说，已成为冰冷的奉献谎言与忍受平庸的场所。而新的路，才是一种极大的奋飞的诱惑与救赎。唯有离家，甚至躲到陈腐的通俗图书馆里，才能取得一些希望的微热。涓生对子君的要求也是互相矛盾的。作为男人，他要求子君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抱怨自己吃饭是“介于叭儿狗和油鸡之间”⑩。而作为启蒙者，他又要求子君在精神上成为自己的启蒙伴侣，责怪子君把功业“完全建立在吃饭中”(11)，并且无法忍受日常生活的平庸与琐碎。当涓生把真实的重担卸给了子君以后，子君身上虽然没有了这种男权式的苛求，但仍背负着涓生启蒙话语的重压：“我以为将真实说给子君，她便可以毫无顾虑，坚决地毅然前行。”(12)然而子君，爱情的梦醒了，无路可走，被埋葬在涓生为了遗忘的忏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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