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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主义视野下鲁迅的屈骚批评
作者：朱华英
关键词：鲁迅 屈骚 浪漫主义
清末民初是屈骚阐释的特殊时期，西学东渐、中西交融的大时代背景，孕育出一批吸纳西方的批评思维方式又谙熟中国传统批评并把二者结合的大家，如王国维、梁启超、刘师培、鲁迅等。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梁启超的《屈原研究》侧重于从文化地理学层面揭示屈子文学之美学特征何以产生；王国维的《屈子文学之精神》则借鉴西方的批评概念和思维方式以想象和情感两大因素对屈子文学进行文本内部审美特性的发掘；同时期的鲁迅则置屈子文学与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比较中，以“抗天拒俗”、“抱诚守真”的个性主义审美标准重新审视屈子文学，一方面突出屈骚在传统诗学发展中独具的美学个性，另一方面又进一步指出与西方浪漫主义在本质上的不同，显示了鲁迅在这一问题上吸收西方文学批评思潮的开阔视野和独特镜角。
一、鲁迅对屈骚独特文学个性的批判
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诗派，十九世纪初盛行于欧洲，这一流派以其“超脱古范、直抒所信”的主观抒情性以及对个体、自我、心灵、精神层面的突出强调，冲破了传统文学规范的束缚，表现出对文艺独立价值的捍卫。《摩罗诗力说》写于一九〇七年，当时鲁迅正在日本留学，经由日本接触到摩罗诗派，深受其强烈的个性主义色彩的感染，在摩罗诗派的诗歌观念的影响下，鲁迅对中国几千年的中国传统诗歌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鲁迅认为，人们对诗人的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共鸣和感动，是因为每个读者心中都充盈着诗感，而诗人的责任就是以自己的创作来拨动潜藏在人们心中的诗歌，从而引起人们情感的共鸣。“盖诗人者，撄人心者也。凡人之心，无不有诗。如诗人作诗，诗不为诗人独有，凡一读其诗，心即会解者，即无不自有诗人之诗。无之何以能解？唯有而未能言，诗人为之语，则握拨一弹，心弦立应，其声澈于灵府，令有情皆举其首，如睹晓日，益为之美伟强力高尚发扬，而污浊之平和，以之将破”①。但“诗言志”、“持人性情”与“思无邪”的儒家正统诗学观念的影响，中国诗坛真正能“撄”人心之诗歌实在是少而又少。《摩罗诗力说》云：“中国之诗，舜云言志；而后贤立说，乃云持人性情，三百之旨，无邪所蔽。夫既言志矣，何持之云？强以无邪，即非人志。许自由于鞭策羁縻之下，殆此事乎？”诗歌中本应存在的撄人心的“独立自由之志”变成了在“鞭策羁縻之下”的毫无个性可言之志。鲁迅认为，正是这样一种文学传统使千百年来充斥诗坛之作多为“颂祝主人，悦媚豪右之作”，即使有“心应虫鸟，情感林泉”的，也多“拘于无形之囹圄，不能抒两间之真美”。即使有偶涉眷爱的作品也受到一些“儒服之士交口非之，况言之至反常俗者乎？”这与柏拉图“谓诗人之乱治，当放域外”的西方传统诗歌观念如出一辙。
鲁迅对这种传统诗歌观念进行了断然的否定。他认为“中国之治，理想在不撄”，“有人撄人，或有人得撄者，为帝大禁”，而“其意在保位”；而“柏拉图建神思之邦，谓诗人乱治，当放域外，虽国之美污，意之高下不同，而术实出于一”。所以在鲁迅看来，无论是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老子的“不撄之治”，或是柏拉图“谓诗人之乱治，当放域外”，都是毁灭诗的真正价值的“权术”，是对富有个性的人的情感的“设范以囚之”。于是鲁迅意欲在中国传统的诗歌系统中寻找一种别样的诗歌观念，首先进入他的视野并引起他深爱与共鸣的便是屈原。
《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这样评价屈原：“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在传统诗教影响下的诗宗词客们看来，屈原的“放言无惮”发泄个人对昏君的怨愤之情，实在是对“止乎礼义”的诗学传统的背叛，东汉的班固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斥责屈原“露才扬己”，批评其“忿怼不容，沉江而死，亦贬褀狂捐景行之士”②。颜之推则诋毁他为“轻薄”、“露才扬己，暴显君过”③。鲁迅对此则极力推崇。鲁迅认为，“不撄之治”与“持人性情”的中国传统诗教，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中国人自然情感的抒发，而屈子文学能够摆脱“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诗学原则影响，抽写哀怨，直抒其情，“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充满了对现世社会的反抗和怀疑的精神。这种精神，使得他在创作中迸发出不受传统规范约束的强烈情感。
鲁迅所论及的屈子文学中独特个性情感，曾对后世文学理论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经过他们不断的肯定和提升，成为古代文论不断突破经学禁锢而日趋自觉的重要工具。司马迁在受封建专制压抑于人生之极大痛苦中引屈原为知己，提出著名的“发愤著书说”，肯定屈骚之个体情感的张扬。刘勰“奇文郁起”“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的感叹，也是借离骚之独特个性为背景，彰显自己从浓重的经文化中萌发的理论主张。因此，鲁迅极力推崇屈骚对后世文学的影响，认为它“伟辞逸响，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之上”④。
二、屈骚浪漫主义的重新审视
屈子文学曾经与拜伦之诗、尼采自传、希腊罗马神话一起，成为鲁迅在日本东京弘文学院读书时最为喜爱的作品。屈原作品中展现的对现实黑暗的苦闷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也一度成为鲁迅寻求真理愤怼现实的精神寄托。对屈子文学在对现实强烈不满和对理想社会理想人物热烈向往的基础上孕育出的丰富想象力、强烈的情感宣泄以及颇具个性的放言遐想，鲁迅是充分肯定的。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屈子文学被鲁迅视为中国具有“叛逆精神”的“摩罗诗派”之代表，屈原也被视作具有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中国的“摩罗诗人”。
浪漫主义以其强烈的主观抒情与反古典主义、追求个性解放的特征享誉诗坛。鲁迅倾心于此，对以拜伦、雪莱为代表的“摩罗诗派”在反对传统执着追求理想的基础上彰显的强烈个性尤为推崇，他认为，拜伦“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雪莱“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总而言之：“上述诸人，其为品性言行思维，虽以种族有殊，外缘多别，因现种种状，而实统于一宗：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⑤
可见，鲁迅眼中的摩罗诗人，无论其诗文还是现实的人生实践，都以一种“超脱古范，直抒所信”的反古典主义倾向，表现出对个性自由与独立人格精神的追求，呈现出个人与社会、感性与理性、自由意志和伦理法则相冲突的强烈的个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
“由于遭遇上的同感和对社会的大胆的叛逆的同情，与乱世时代的诗人们起着精神的共鸣”⑥，因此，鲁迅之于欧洲的摩罗诗派，不仅仅是一种理智的介绍，更是一种感情上的相通。从《摩罗诗力说》一文中我们能明显看出鲁迅在屈原身上寻找与西方摩罗诗人精神共同点的努力。但是，在鲁迅看来，屈骚体现的浪漫主义精神与西方以拜伦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精神又有着很大的不同。屈子文学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⑦。鲁迅在另一种文化视野的观照下一语中的，指出了问题的实质：在中国传统诗歌史中，即使有“放言无惮”如屈辞者，虽言“前人所不敢言”，却至“终篇”亦未见半点反抗挑战之力，与西方摩罗诗派中的“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的摩罗精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楚辞一直被看成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离骚》中大胆而超凡的想象、放言无惮对个性自由的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屈原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否定和对理想自由的追求。这一点，确实与西方浪漫主义精神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但产生于春秋时期特定社会时代背景下的屈骚，其中所体现出的浪漫主义倾向，又的确与西方存在很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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