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民族历史叙写的两种文学景观
作者：吕豪爽
特定时代背景渗透产生的有别的价值追求
作品受到作家人生印记和族别文化的影响，也同样难以逃脱时代留下的辐射效应。《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产生于不同的年代，这使作家在写作之时会拥有不同的价值追求和创作理想。这种差异也就相应地牵引出文本在反映民族历史的侧重点上的相异，从而为不同的文学景观的塑造增添重要的一笔。
《穆斯林的葬礼》完成于一九八七年。在这个季节的中国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的历程，而先锋和新写实文学也正在酝酿。无论是何种形态的文学，无论是何种思潮，它们共同的目标都是促使文学回归到正常的轨道，回归到本真状态。但不可更改的一点是文学依然归属于审美意识形态的范畴，新时期的作家作为中国的知识文人，此时此刻在内心深处依然坚信文学可以冲击和改变现实的神话，有着中华传统源远流长的文化英雄的情愫。霍达在《我为什么写作》中谈到：“如果说我当年的戏剧是为自己的爱而写，为历史而写，那么，今天的小说和报告文学则是为人民而写，为现实和未来而写了。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这其实是中国当代大多数知识分子和文学家、艺术家的共识。”于是，《穆斯林的葬礼》在回顾自己民族历史时，重点展示的是回回民族在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融合中所体验的尴尬、矛盾与困惑。作者在文本中毫不回避地写出了少数民族的信仰、教规在古板、单一、偏执的情况下造成的悲剧。梁君璧作为传统的穆斯林，遵从万能的真主的旨意、恪守伊斯兰教规教义是她的做人理念和行为根据。这使她毅然决然地阻断了楚雁潮和韩新月的恋情，熄灭了新月留在人世的最后一点希望。此外，霍达还写出了民族意识和观念给人物心理性格的健全发展造成的强大的制约因素。韩子奇并非回民，但他从朝圣老人吐罗耶定和师傅梁亦清那里吸纳了伊斯兰文化。在事业上，他卧薪尝胆、重振“奇珍斋”，获“玉王”称号；他远走他国、学英文、办玉展、弘扬民族文化，对自己始终是一种超越。而在婚姻、家庭上，精神和思想上的种种负担让他选择了舍弃冰玉、与无爱的梁君璧生活，负罪感与愧疚感时时萦绕着他，使他只能在惆怅与寂寥中小心翼翼地守护着玉石与女儿打发余生。高深在评价《穆斯林的葬礼》时，认为它最难得的贡献在于“以超越民族、超越历史的气度和胆识去‘审父’、‘审母’、‘审祖’，敢于在祖坟前作冷静深邃的自审，着眼于民族的未来”。作者霍达力求以本民族历史、以作品唤起读者对人生、对民族命运和前途的思考。因此，《穆斯林的葬礼》不仅将回民族置于中华民族这个参照系中，写了回民族的历史和现状，还将中华民族置于世界各民族这个人类圈中，力图勾勒出所有民族在寻求民族性与世界性、民族性与现代性契合的过程中所必经的共性意义上的矛盾与尴尬，展示在战争与文明、传统与现代决斗中人性的复杂和人生的困惑，启迪人们领悟到“重塑民族魂”应当是包括回民族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所共同面临的历史抉择。这使作品具有了更广泛的普遍意义，也完美体现了作家的创作理念与追求。
创作于一九九四年的《尘埃落定》在一九九八年得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认可，于是一发而不可收。这一时段，“多元”已经成为中国文学的关键词，尽管人们对“元”的质地和内涵还没有统一而明确的认识，但文学的确在自由中逐步走向纷繁与多彩。作家在经历了对西方思潮的逐一试验后，开始在新的语境中探求与外界、与外国文学的平等对话与交流。阿来作为一名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并不轻易苟同“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一说法，在他看来，“异族人过的并不是另类人生。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从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此时与彼时，实在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他在反映本民族历史时，只是借用特别的题材、特别的视角来表现普遍的历史感和普遍的人性指向。这一点或许也是为什么《尘埃落定》能够光彩照人、脱颖而出的一个秘密所在。我们在其中看到了关于人性、权力、现代性等普适性命题的寓言呈现。滚滚的历史的车轮始终依据自己的意愿前行，曾经辉煌的藏族土司制度在日益的衰败与没落中退出历史舞台。宇宙在无休无止地歌唱，往复循环而又苍凉凄楚。历史进程给予任何一个阶段的命运都是最终被更高一级的现代性所取代，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权力在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从土司之间的麦子之战、罂粟之战，从麦其土司、大少爷旦真贡布争夺权力的处心积虑，从土司官寨不同等级人的遭际，我们又一次领略了权力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对人性的异化及对生命的制约。好在远远渺小于宇宙的人类也赋予了历史生机，使它充盈丰满而多情。在阿来的引领下，我们结识了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感受了他们的生与死、爱与恨，他们是藏族的一员，但更是作为独立的“人”而存在。管家、桑吉卓玛、小尔依和索郎泽郎所具有的忠贞与诚实让我们惊叹，书记官翁波意西追求信仰与真理的勇气与执著让我们敬畏，甚至被权力异化的土司贵族也让我们感动，因为我们看到了他们心中未曾完全泯灭的关爱与亲情，看到了他们面对死亡时的无畏无惧与坦然自若。这一切或许都是阿来强调的“归属感、光荣感、幸福感”使然。《尘埃落定》对这些人类存在和文学范畴中永恒命题的涉及，使其超越了微观的具象达到了整体的抽象与蕴藉，从而具有了穿透时间与空间、国家与民族、历史与现实的神奇力量，从而成功实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与初衷。
霍达和阿来在不同的生活阅历、文化结构和创作追求之下完成了各自的得意之作。史诗般的《穆斯林的葬礼》透过对自己民族心灵历史的凄美回忆思考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出路与未来；诗史般的《尘埃落定》则通过对本民族历史亦真亦幻、神秘从容的展示探究着整个人类的生存境遇。两部优秀之作演绎昭示着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万千姿态。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吕豪爽（１９７９－ ），河南驻马店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１]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Ｎ]．文艺报，１９９１－４－２０（２）．
[２]阿来．先知刚刚离去：关于《尘埃落定》的源流[Ｎ]．光明日报，１９９８－４－１６．
[３]阿来．文学表达的民间资源[Ｊ]．民族文学研究，２０００（３）．
[４]杨经建．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Ｊ]．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２００３（６）．
[５]霍达．后记[Ａ]．《穆斯林的葬礼》[Ｍ]．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８，Ｐ７４７．
[６]马丽华．走过西藏[Ｍ]．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４，Ｐ３０．
[７]杨玉梅．民族视角：对阿来小说的一种解读[Ｊ]．民族文学，２０００（９）．
[８]高深．回族的一曲精神礼赞[Ｎ]．人民日报，１９８８－１－１７（５）．
[９]参见覃虹、舒邦泉．空灵的东方寓言，诗化的本体象征：评《尘埃落定》的艺术创新[Ｊ]．西南民族学院学报，１９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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