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民族历史叙写的两种文学景观
作者：吕豪爽
关键词：《穆斯林的葬礼》 《尘埃落定》 少数民族历史 文学景观
在荣膺茅盾文学奖的二十二部长篇佳作中，《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们较为广泛的认同与关注。同为少数民族身份的作家，霍达和阿来都选择了以作品来艺术化地呈现自己民族过往的历史，展现自己民族浓郁的异域风情。这一点便使两者具备了一定程度的可比性，给我们提供了思考的基础和起点。因为在对两者的细微观照之下，我们发现了对自己民族历史进行叙写的两种不同的文学景观。
特殊人生印记影响形成的不同的创作方法
如果按照传统文论进行梳理，一部作品的内容和风格受制于作家的认识和习惯，同样也受制于他的经验和积累。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霍达和阿来当然也不例外，反映本民族历史时他们的人生印记左右了他们选取不同的方式去表现。
霍达这个女性作家，在写作上可以称得上是多面手，剧本、小说、报告文学……跟随秦史学家马非百先生研究历史的经历，使她具有了自己特有的史学观，使她逐渐学会了用历史的眼睛审视现实。她的创作，无论是历史剧《公子扶苏》《江州司马》《秦皇父子》，还是小说《年轮》《红尘》《魂归何处》，都相应地具有了深沉的历史感和现代的震撼力，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独特的思辨力。这些生活印记和创作实践使霍达在写作《穆斯林的葬礼》时自然而然地选择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通过讲述“一个穆斯林家庭从一九一九到一九七九这六十年间的变迁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来展现自己民族的历史，回顾穆斯林漫长而又艰难的足迹。尽管作者以“月”“玉”两条线来贯穿统领整个情节，双向而立体的拓展扩充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对比的效应，但对于每一个板块而言，无论是人物的勾勒还是细节的状绘，现实主义手法的运用是互通而不言自明的。
文坛上的阿来最初是以诗人的面目出现的，《梭磨河》便是其诗的结集。诗歌创作的思维为之后创作小说的阿来带来了潜在的影响，空灵的文字、大胆的想象、含蓄的意象、整体的象征……诗化形态的阿来小说以鲜明的个性卓然独立，《尘埃落定》作为他的代表，体现了独有的既重视写实又摆脱写实的创作形态。 作品叙写了康巴藏族土司制度走向消亡的过程。在多次的采访中，阿来都强调文本中的服饰、建筑、风俗、典章故事等都是真实的，而进入到故事领域，就是他的虚构了。“顺着自己情感流动的方向，在历史基本的框架之中进行大胆的想象” ，作者创造了一部 “想象中的历史，一部精神的历史，而非纯粹历史学意义上的那种历史”。这是一种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契合，就像阿来自己所说：“在我的小说中，只有不可能的情感，而没有不可能的事情。”事实证明，这种创作方法是成功的，强烈的隐喻性和表现性、象征性和寓言性使《尘埃落定》赢得了“存在之境与幻想之境合二为一”、“以诗为史”的称赞与美誉。
特色族别文化参与构建的迥异的美学风格
在创作手法之外，我们在阅读《穆斯林的葬礼》和《尘埃落定》之时所感受到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审美体验。这一点不能不归因于两者迥异的美学风格。霍达和阿来分属于回族和藏族，两个民族特有的族别文化，两个民族深层的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在无意识中参与了作品审美特色的营造。意境、情节、人物，一切的一切都染上了一层无法言传而又挥之不去的底色。
几乎是所有阅读者的一致感受：《穆斯林的葬礼》把纯洁、凄美与哀婉发挥到了极致。人生悲剧、爱情悲剧、命运悲剧，众多悲剧的汇合让我们的心灵随着人物命运的沉浮得到净化与升华。走进作品的深处，回族伊斯兰文化对作品风格的构建作用会愈发凸显。从世界范围内讲，“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所有这些境遇铸造了回族穆斯林的坚忍与敬畏，使他们学会直视生命中的磨砺及前行中的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命自律行为去追觅信仰与理想，在世代的品悟“苦难”、拒斥“悲悯”中坚守生存。《穆斯林的葬礼》之人物画廊里便浸染着这种气息。朝圣老人吐罗耶定身无分文凭着心中神圣的不可动摇的信仰朝着圣地麦加前行，坚韧不拔而又义无反顾。玉人梁亦清仰仗自己的手艺艰难地、小心翼翼地生活，本分而又清贫俭朴。玉王韩子奇三年忍辱负重甘居人下，为完成宝船、重振“奇珍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内敛、坚持、追求精神世界的丰盈与平和，是这些人物的相同品格，也可以说是回民所共有的人格风范，尽管他们可能由于种种原因成为悲剧的主角，但这是纯洁而高尚的。正如作者霍达在评价这些人物时所言“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高洁、纯净，这是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穆斯林世界所拥有的扬厉刚强之外的另一面，是“清真”这一伊斯兰教在中国的译称所蕴含的意义。“本清则净，本真则正，清净则无垢无污，真正则不偏不倚”“纯洁无杂谓之清，真诚不二谓之真”，穆斯林世界看重的是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里追求“清”“洁”，以一种至清至纯至洁至真的状态应对人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让我们在诗意的感伤氛围中充分领略感知了穆斯林世界的淡然柔美。葬礼，这一本身带有悲剧性意味的事件、这一集中体现一个民族世界观的环节在这里被聚焦，玉人梁亦清在简洁的葬礼中永远告别了亲人，穆斯林所提倡的速葬、薄葬在其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这是因为一心归主、一生俭朴的穆斯林，不需要任何身外之物来粉饰自己。而新月的葬礼更是牵动人心，每个细部都代表着穆斯林对人生的感悟、对命运的理解、对未来的憧憬，“大净”、“小净”是让亡人能够在神圣的洗礼中洗去罪过，隐恶扬善，以清洁之身归于真主。“试坑”积聚了亲人对亡人最后的关爱与留恋。“卧单”“批拉罕”等是一个穆斯林告别人世前的全部行装，生前所不舍的一切都必须丢下，两手空空地启程。葬礼中不需鞠躬、叩头与音乐，只需站立与祈祷，让全体穆斯林在静默中感知真主，向真主发出吁请。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倾其所能化解一切怨恨或遗憾，让死去的人安然坦然离去，让活着的人归于平和与感念。穆斯林用最真挚简朴的方式表达了对于“人”的终极关怀。新月，这一从来都是人生悲欢离合和高洁人格的代表，在这里成为贯穿文本始终的主题意象，因为“月”在穆斯林世界是神性的象征，是幸福美好的象征，尽管“月冷”“月清”“月晦”“月落”，尽管“虚虚的、淡淡的、朦朦胧胧、若有若无”，她笼罩着穆斯林，笼罩着回民族。伊斯兰教、回文化的影响在作品中已潜隐得无处寻觅、无可辨析。
迥异于《穆斯林的葬礼》的凄美，《尘埃落定》呈现的是一种浪漫、神秘与从容。这或许就是藏民族的历史品性。我们在这里不但看到了独特的时空、独特的群体以及他们独特的生活方式，更看到了藏民族特有文化所锻造出的特有的思维、表达方式及审美风格。作家马丽华曾经指出：“比较起其他民族来，藏族人更多具备了形象思维和梦幻意识。他们的不讲推理的直觉主义哲学、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心灵感应，有如艺术家的浪漫与形象性的思维方式，更甚于汉族。幻想与梦是藏民族真实生活中一个不能缺少的组成部分。”藏传佛教对藏族世代的影响使那种神秘性、悟性与先验性如同冥冥先祖穿越悠久岁月的召唤笼罩着每一个人，给予每个人以精神上的因袭。这就是藏文化区别于他者的宗教性与梦幻性。阿来在《尘埃落定》中成功塑造的“傻子”形象，其感觉、思想与认识能够无碍地穿行于历史世界与现实世界、真实世界与幻想世界之间，在正常与非正常、理性与非理性之间游移。他的语言，“爱就是骨头里满是泡泡”、“我心很深的地方，厉害地动了一下”，都是以最简易的方式传达着最微妙的直觉与灵感。这种神奇与不可言传对于藏民族而言有着内在的真实的合理性。惊异于文本独特的气质之外，还有大量的论者惊异于阿来作为一名用汉语写作的藏族青年作家所显示出的叙述的从容。喧嚣、绚丽、纷扰，最后都归于静谧，这是作家对历史、人生与世界的体察。或许正是有了这种体验才能有笔下从容的人物、从容的讲述。作品中，无论是“傻子”二少爷，还是书记官翁波意西，“都是性格单纯，灵异而从容的生命个体，这些人物的魅力不在于性格的复杂多变，而在于其沉思的心灵和生命的悟性与灵魂的自由”。我们不能否认的是，阿来的从容多多少少来源于整个藏民族生存的从容，藏传佛教的生命轮回、因果业报等信念在无形中促成了藏族人达观的人生态度以及对生命解脱与精神自由的追求。这使藏民族对物质世界的渴求远远不及对精神世界丰盈充实的崇尚与向往。“尘埃落定”，极富诗意的名字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藏族人对自己民族历史、甚至整个人类史的认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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