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伤逝》的主题学阐释
作者：隋清娥
二、鲁迅诠释爱情母题时的男性立场
鲁迅虽是现代妇女解放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与最坚定的支持者。但作为男权中心社会中的一员，他无法彻底摆脱男权意识的传统影响。《伤逝》是中国现代男性叙事的经典。我们不能漠视作者叙事时对男权的集体无意识的继承。因为隐含作者所采取的叙事／修辞策略是一种内视角的叙述方式，使隐含作者与叙述者以及人物基本重合，所以《伤逝》中作为叙述者的人物或中心人物显然是涓生而非子君，由此叙事本身造成的男性中心化表现在三方面：
（一）在对待子君的死因问题上叙述者表现出的矛盾，体现出思维的自我中心意识：“我”的忏悔与自责表明了主动承担情感与道义责任的勇气，但在随后相关的爱情主体从相爱到同居到分手的过程的交代中，“我”又处处为自己开脱罪责，“我”的自我分辨表明：子君的悲剧的主要责任在其自身的觉悟不高和外界环境的压迫。“我”与子君的难以沟通原因在子君身上，至于自我在婚姻中对异性人生处境、心理状况等不置一词或缺少理解。
（二）在价值判断上，把爱情双方对社会事业追求与日常生活对立起来。将同居后爱情不能“时时更新，生长，创造”的责任归咎于子君的停滞不前，即陷入日常生活不再追求浪漫的爱，缺乏生命的诗意追求。否定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的女性的生命价值，并“把日常生活与社会事业绝对对立起来，以男性事业追求否定女性日常生活方式”③。似乎子君不做饭只陪涓生散步谈天，或者到社会上找到事做，他们的爱情就能“更新、生长、创造”。其实，爱情“更新、生长、创造”的内涵既包括生命的诗意追求也不排斥日常生活的满足。另外，涓生将爱与生活对立起来，似乎子君的筹钱吃饭就不是生活，何以要生活就不能要爱？其实，涓生瓦解爱中的“生活”的内涵是指爱情主体的生存能力，强调的是强者生存的逻辑。在他看来，生存能力强才能与自己“携手同行”，如果生存能力弱，则对不起，自己要“奋身孤往”了。当生存打击袭来时，涓生掂量出子君缺乏生存能力后便不顾惜她的生死先保证自我的生存。所以，尽管涓生“标榜男女平等，也真心希望子君能与他共同奋进，却仍脱不了男权意识，最终还是习惯性地以女性为牺牲”④。
（三）叙述者封闭子君的心灵，使子君处于被叙述与被描写的境地，读者所读到的子君是经过涓生的主体筛选与过滤后的扁平与模糊的映现。其话语权被剥夺，给人的清晰印象是她那天使般的微笑和奴隶般的点头顺从。子君在操持家务时的心理感受、在看到涓生不满时的心理反应、在被涓生抛弃后的心灵痛苦都被叙述者加以遮蔽。子君的失语造成叙述者的“肆无忌惮”，以至于本应是最大的悲剧人物的子君反而要承担爱情以悲剧告终的主要责任，因为在特定的文本语境中暗含的判断就是：子君的停滞不前导致涓生对他爱意的丧失，因而破坏了爱情。
当然，叙述者与作者之间并不能完全等同，但作为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代言人，叙述者在观念意识上不能不受到作者的影响与限制，叙述者即使不是作者实现自己叙事策略的帮凶，但难逃同谋之嫌。由《伤逝》文本的男性霸权意识可知鲁迅的男权意识的存在。
指出作者在对爱情母题诠释时存在男权意识并不意味着否定与指责作家本人。鲁迅是人不是神，他在很多方面有高人一等之处，但在一些方面也与凡人相同，灵魂中也存在着“精神奴役的创伤”。“但有缺点的战士仍是战士”，即便这种创伤在其文本中表现出来仍不影响他们的文学成就的伟大。
三、 爱情母题生成机制及其探讨的当下意义
切合时代要求的文学关注证明着作家的“在场”，而对某一问题特别倾心定有心理原因，鲁迅当然不会例外。他关注爱情母题有外在原因也有内在心理机制。
鲁迅创作《伤逝》的外在原因是在“娜拉走后怎样”的讨论中为女性解放指出一条可行之路。一九一八年《新青年》推出的“易卜生专号” 引发了一场关于“娜拉走后怎样”的大讨论。一九二三年年底鲁迅在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所做的《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批评易卜生的《娜拉》“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认为易卜生是个很不通世故的人。他认为：由于娜拉在经济上没有来源，生活不能自立，则她出走后无非有两种可能：一是回来，二是堕落。“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为将来的希望受苦。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做“父亲”的解放自己的子女，使成千上万的女性获得经济权。写于两年后的小说《伤逝》正是鲁迅以故事的形式将自己的见解演绎给人看。在文本中，涓生与子君美好的爱情与同居生活因涓生失业后失去生活来源而变得黯然失色，因此，他们爱情最终变成悲剧的转折点是涓生的失业。作者让涓生向子君宣布“我已经不爱你了”，“新的希望就只在我们的分离”时，严厉地批评涓生的卑怯和自私，但在悲剧发生后却又让涓生做痛彻心肺的忏悔，表现出对他的同情与理解。
当然，鲁迅写作《伤逝》也有其内在的心理因素或心理机制。“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作者无意之中把自己投射进去了”⑤。“大约是在一九二五年七月三十日以后的某一天，也许是在八月三十日女师大风潮的高潮中吧，鲁迅与许广平两人有机会作了一次深谈，彼此都同意在今后某一个适当时候建立起共同的生活来”⑥。这里为我们提供的信息是，在这次长谈后，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关系进入确认阶段。但在商谈今后的生活打算时，他们的意见发生分歧，于是，鲁迅在创作《伤逝》时，把他对两个人组成家庭后可能会遇到的关于经济方面的、人性方面的、个性冲突方面的问题的思考放在了对涓生与子君爱情悲剧成因的探索中。 文本在展开的过程中令人信服地推出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最直接的原因在于他们对社会压迫缺乏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而涓生与子君的人性和人性发展过程并不占主导地位的一些性格弱点的无限膨胀，逐渐成为他们性格中的主导因素，如涓生的自私、虚伪和卑怯，子君的庸俗、麻木和不思进取等，这是导致他们爱情悲剧的主观原因。而在日常生活中，两人个性的冲突，使涓生拒绝认同日常生活琐事，没有兴趣去探究子君由浪漫的爱坠入繁琐的日常生活后的心理感受，不承认子君家务劳动的价值，在打击袭来时，只管自我拯救而置曾经爱过的子君于不顾，子君只能悲哀地死在无爱的人间。因此，鲁迅通过《伤逝》包含了他对怎样与许广平携手并肩走人生之路的思索，即“人道要各人竭力挣来，培植，保养的，不是别人布施的，捐助的”⑦。因此，“鲁迅通过《伤逝》的悲剧性艺术详细提醒青年，不要以为争取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就万事大吉，什么幸福都争取到了；一种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能不能达到预期的幸福，还要靠实行这种生活方式的男女共同培植、保养”，“如何去培植、保养？要对恋爱成功后可能遭遇的一切做好足够的精神和物质准备……要警惕传统意识的泛起而使爱情变质和庸俗化，在社会压迫面前，更要警惕自私、卑怯和虚伪的膨胀而窒息了爱情。”⑧
鲁迅曾借涓生之口表达他对爱情本体的思考：“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因为，“‘爱’是抽象的。……现实只有爱的行为。爱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⑨，相爱者只能正在相爱和发展感情而不是占有对方，爱情是相爱者存在的一种表现，它包含关心所爱之人、认识他（她），了解他（她）、确信他（她）、为他（她）感到高兴。爱情也不是已成的定局，而是一个不断创造、连续攀登的过程。爱情主体应从所爱的人身上发现新的可爱之处，逐渐扩充和加深爱的内涵。在顺境中，携手共进，琴瑟共鸣，像钱钟书与杨绛；在逆境中，扶掖前行，相濡以沫，像鲁迅和许广平。当下时代，一些人不了解人类生存方式中爱情的方式也有占有和存在两种，他们一味地以占有为准则，不把爱情作为存在的一种表现。他们一味回避爱情中的困难，而以不断地寻找新的两性刺激来排遣无聊之感。在爱情出现危机、主体不和谐时，他们不从自身的性格缺陷或个性冲突等方面找原因而是仅仅归诸社会或对方。由此，鲁迅对爱情母题的探讨并不是一个完成式，它对当下人们的爱情实践和文学表现都具有警醒、指导和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隋清娥（１９６４－ ），山东聊城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鲁迅研究等。
①母题：主题学中的母题，是指在各类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人类的基本行为、精神现象以及人类关于周围世界的概念，如生死、离别、爱情、时间、空间、季节、海洋、山脉等。
②乐黛云编：《国外鲁迅研究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０月版，第４９７页。
③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１０月第１版，第９２页。
④周玉宁：《性别冲突下的灵魂悲歌——〈伤逝〉解读》，《江苏社会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１２１页。
⑤蓝棣之：《现代文学经典：症候式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８月版，第１９页。
⑥朱正：《鲁迅传略》，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８８－１８９页。
⑦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５８页。
⑧胡尹强：《破毁铁屋子的希望——〈呐喊〉〈彷徨〉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４月，第３１７页。
⑨弗洛姆：《日常生活中的两种生存方式：占有与生存》，选自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２月第１版，第３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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