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借日常生活 写时代变迁
作者：翟文铖
最有意味的是大老郑的女人。她走出了家庭的圈子，进了城。开始，大约也经历了一番新的尝试与探索，叙述者只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真假难辨的信息：“先是在面粉厂做临时工，后来不知为什么辞了职，在人民剧场一带卖葵花籽。”但无论如何，最后她成了大老郑婚外的女人，在一个新的家庭中担当起了尴尬的角色。她以摆脱对家庭的依附始，以依附新的家庭终，飞了一个圈子又回到日常生活的起点，最终未能从一个日常生活主体，成长为一个自尊自立的非日常生活主体。
在这里，魏微对商品经济条件之下人的主体性问题进行了思索。市场经济是一种“主体经济”，面对市场，你需要运用自己的能力，自我判断，自我决策，自我负责；而维护人的主体性生成的契约关系、交换原则，也都借助市场得以形成。但是，从小农经济迈进到社会化大生产，从日常生活主体上升为非日常生活主体的道路是艰辛的。人们有可能拥抱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生存方式，充分发挥自觉性和创造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感；但有人永远不能超越固有观念和生活方式，而固守在家庭、土地上；也有人试图摆脱日常生活而终至失败，开始走向异化道路。
（二）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的松动
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在世界各民族中，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相当突出，这与中国长期农业文明中家庭本位的社会构成直接相关。这种家庭本位是直接以分散的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围绕着家庭，出现了父子、夫妻、亲属、邻里等各种关系，生出了种种责任，产生了种种人身依附。
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对小农经济的冲击，传统的家庭观念开始变更。这种变更首先表现在对婚外性行为认识的变化上。小城里出现了温州姐妹，她们“白天做女人的生意，夜里做男人的生意”。这件事的意义不在于本身的真伪，而在于“人们因为这件事被教育了，他们的眼界开阔了，他们接受了这样一个现实。一切已见怪不怪”。此后，“时间已走到了一九八七年秋天，我们小城的风气已经很开化了。像暗娼这样古老的职业都慢慢回头了……”于是，人们的观念愈加开放，婚外的男女关系甚至被视为常态：“一个已婚男子，老婆又常不在身边，那么，他偶尔做些偷鸡摸狗的事也是正常的。”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在现代社会里，“对于婚姻，对于迷恋多夫多妻的倾向……人们都不再恐惧。这种恐惧过去曾经保护了家庭。”这种日常观念的变更，使家庭失去了恐惧感的保护。大老郑的家庭松动，女人的家庭也松动了。西方的一些哲人认为，现代社会，家庭有趋向于瓦解的趋势；而在中国的现代化伊始，这种趋势就表现了出来。家庭观念松动无疑是对常态伦理的挑战，但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它的消极面。据研究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同传统家庭密切相关，家庭观念不仅统治着日常生活，也错位地渗透到了政治、经济等非日常生活领域，成了现代化的严重障碍。家庭的松动，传统家庭观念的变更，无疑有助于人们打破封闭的传统文化，增强个体独立性，从而加快现代化进程。
（三）婚姻与爱情之间的错位
与家庭松动相连的一个问题，就是婚姻与爱情的错位。
就题材而言，在中国的现代文学中，写女性婚外两性生活的作品并不算少。台静农的《蚯蚓们》和《负伤者》、许杰的《赌徒吉顺》、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中的“典妻”；鲁迅的《野草·颓败线的颤动》、老舍的《月牙儿》、王统照的《湖畔儿语》写的是女人为供养家人而卖身；而沈从文的《丈夫》，卖身则俨然是一种副业，成为女人农闲时节贴补家用的惯常方式……在现代作家眼中，这些人物的家庭生活固然不见得怎么幸福，但只要婚姻同两性关系脱节就意味着痛苦，只要打破了日常秩序就一定是悲剧。魏微的《大老郑的女人》与这些作品在题材上极为相似，价值取向上却有诸多不同。小说中冯奶奶的故事，就是所有这些故事的翻版，但在魏微的笔下，已经消尽了悲剧色彩。她把中国现代作家笔下的含辛茹苦、忍辱偷生的婚外遭遇，描述成“快快乐乐”的幸福生活。大老郑与女人的故事，描述的也不是姘居的苦难，而是爱情的甜美。在魏微笔下，打破日常生活常规的地方就是美的所在。女人与大老郑的同居，遵循的是交换原则，她所得的钱，要供给乡下的丈夫孩子。他们之间存在一种契约关系，女人有很多谋生途径，与大老郑姘居是她的自由选择，没有任何强迫。商品关系对男女关系的渗透，应该说是一种畸形的；但魏微着力描述的，却是畸形中的美丽。他们相伴着平和地过着日子，她给大老郑兄弟，浆洗缝补，做饭炒菜，还给“老四”织毛衣；她同大老郑一块轧马路，“把围巾挂在大老郑的脖子”；她和大老郑孩子般地游戏，“拿手指戳了戳他的腰”……他们在婚姻之外找到了爱情。
“以爱为基础的婚姻无需证明合法性，因为它来源于生存，它有着由生命决定的忠诚这样的无条件性……”然而，大老郑的婚姻恰恰缺乏爱情。“大老郑的女人在家乡，十六岁的时候就嫁到郑家了，跟他生了一双儿女。”似乎没有经过自由恋爱，他的妻子很胖，外貌大约也并不美丽，大老郑不肯带她来，不肯回家，甚至从不愿意提及，这一切表明，他远方的故里似乎不会有一个爱情神话；那个女人，属于她的生活是那样贫穷，丈夫又是那样的邋遢，她不肯回家，对丈夫隐瞒了住所，大概在那个不远处乡下的家里，也不会有一段美丽的爱情故事。
畸形的男女关系，是不合传统伦理的，但是有爱情；正常的婚姻关系是合乎伦理的，然而没有感情生活。这种婚姻、爱情的错位，本身既是对旧有家庭合理性的质疑，也是对传统日常生活秩序的叩问。
全知与限知：双重视角的自由转换
一般地讲，短篇小说追求简单的美，单纯的美；但《大老郑的女人》却是繁复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繁杂的、纷乱的，魏微成功地把日常生活的复杂性表现了出来。这里有目不暇接的日常画面：在门口剥毛豆的女人，在槐树下聊天的老人，卖干货糖果的小摊，挤满漂亮女人的发廊……这里出场的人物就近二十个：大老郑、二老郑、老三、老四、女人、丈夫、“我”、“我”父亲、“我”母亲、奶奶……整个小说，场景纷纷繁繁，人物熙熙攘攘，但却杂而不乱；不仅如此，这一切还能在簇拥与喧哗之中，调和出原汁原味的生活韵律，酝酿出别样的情绪氛围。
那么，是一种什么样的技巧使魏微绘千里于尺幅呢？是双重视角的设置。
表面看来，《大老郑的女人》只有一个叙事视点：“我”。可是，第一人称属于限制视角，只能描述“我”所看到的，所想到的，视线之外的东西无从知晓。魏微不会满足这种限制，她要用那支小巧的笔，绘制一幅日常生活的清明上河图。于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她悄悄地把“我”换成了“我们”。在有些小说中，“我们”就是“我”，像鲁迅的《孔乙己》。可魏微的“我们”基本属于全知视角，因为它凌驾于故事之上，有一点上帝的味道。很明显，小说中同时存在两个视角：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和第三人称全知视角。有时候，这两重视角叠合一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截然分开。在双重视角的支撑之下，叙事者获得了充分的叙述自由：近，可以站在现场；远，可以俯视一切。于是，就有了小城的街头巷尾，有了小城的芸芸众生，有了小城的古往今来。
这个“我们”又不纯然是一般的全知视角，它保持了一份第一人称叙述者的矜持，它同“我”一样，不肯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双重视角都采取了旁观的态度，也就没有人真正了解大老郑和女人的喜怒哀乐了。这两个人物就生出了陌生感。这种陌生感非常重要，因为它带来了神秘，带来了吸引力。不仅叙事者有了对他们观察的兴味，故事中的其他人物也有了猜测的兴致。大老郑和那个女人，就好像是舞台上的演员，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都成了他们的观众。而“我”和“我们”这双重视角，不仅可以对演员直接观察，而且还能对观众的态度一览无余：母亲的精彩点评，爸爸的简短评价，奶奶三言两语的穿插。而“我”，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虽然是人物，参与了故事，但同时还是旁观者与回忆者，也可以直接抒情议论……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就会产生矛盾。杂语共生，众声喧哗，从而使《大老郑的女人》带上了浓重的复调色彩。复调与过渡时代的矛盾不无关联，同日常伦理的困惑也显得和谐。于是，形式就成了有意味的形式。
“世间惟最平实而为万目所共见者，为最难得其神似也。”日常琐事表现的难度，清代人已经有所领悟。魏微却在一个短篇之中，尽展了自己书写日用常行的艺术功力。一篇《大老郑的女人》，不仅于衣食男女、人情交往之间调和出生活的原汁原味，而且还在日常生活形态与观念的微妙变更之中，管窥了时代风云的涌动。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翟文铖，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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