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无法逃避的生命归宿
作者：王 昕
关键词：苏童小说 生命归宿 死亡模式
苏童是当代文坛最具先锋精神的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常常以摇曳多变的叙述风格和新奇别致的系列形象刺激读者的阅读期待，但是苏童在对艺术美崇尚和追求时始终没有忘记对人的生命存在的深切关怀。苏童在历史和现实的追寻中经常把笔触伸向死亡领域，以丰富的想象力和诗意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个温婉凄迷的故事，生动细腻地展示死亡的种种形态和丰富内涵，通过对死亡的独特关注来张扬死亡和生命意识。
苏童热衷于抒写死亡，他常常毫不犹豫地赋予笔下的人物以死亡的结局，因此他精心打造的故事大都与死亡有关，悉心描述的历史和现实几乎都浸染着浓重的死亡气息。苏童笔下的死亡毫无革命文学中极力讴歌慷慨就义的轰轰烈烈，也不像感伤文学醉心于表现生命逝去的悲哀凄凉，甚至有别于和他几乎同时成名、并肩作战的作家如余华等直面死亡的冷冽恐怖，苏童喜欢以温婉的叙述和诗意的情境来描写死亡的无常与残酷，使人们在平静的审美愉悦中悲叹生命的脆弱与无奈。苏童小说中的死亡是复杂多样的，至今恐怕还没有论述能涵盖他小说中所有的死亡形态，在此，我仅就几种比较鲜明的死亡模式稍作阐释。
其一，无常厄运的降临。
在苏童笔下，死亡好像密布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历史瞬间，随时随地它都可能与人不期而遇；而人却是那样的渺小无力、脆弱易逝，他们漠然地承受着命运的安排，在突如其来的死亡面前似乎失去了重量，根本无法把握自己，甘愿听凭死神之手的摆布。作品中众多莫名其妙的祸事和死亡就足以说明这点：民俗学家（《仪式的完成》）、猫头（《乘滑轮车远去》）、李修业（《城北地带》）、李先生（《一个礼拜天的早晨》）等人须臾葬身于车轮之下；金桥和徐克祥意外地被关进冷库里（《肉联厂的春天》）；绍兴奶奶跌进防空洞的泥淖中（《蓝白染房》）；“我”的姑奶奶娴死于难产（《祭奠红马》）；浩克被狼群吞噬（《一朵云》）；普山醉倒在驳船上被石头压死（《饲养公鸡的人》）；青青去送纸扎的时候被一颗流弹击中（《纸》）……生命中充满了难以想象的置人于死地的意外因素，人们难以明确预料更别说想方设法地逃避，因而白白地丢失了生命。但是，如果把这些死亡界定为意外事件的话还未免有些简单，仔细分析死亡的全过程，我们会发现许多预料不到的结果其实还具有先兆性，一种预感、一个暗示、一句谶语以及主人公虚幻恍惚的状态，都在预示着死亡的结局，而众多的偶然与巧合使死亡具有神秘的宿命色彩。民俗学家要求八棵松村人重新演示“拈人鬼”的仪式，而他却戏剧性地拈到了画有鬼符的锡箔元宝，这样他就被定为人鬼而必须上演这出游戏，他先被白布裹身又被抬着朝龙凤大缸疾步而去，当然真正的仪式还需要把“人鬼”塞进缸内被八棵松人乱棍打死；尽管是摹拟，而且仪式并没有完成，民俗学家已感到魂飞魄散，在离开村子的路上神思恍惚，结果被车撞飞，而他的尸体也不可思议地躺在龙凤大缸里，完成了他所要求的古老的仪式。如果说民俗学家不同寻常的死亡还具有怪诞意味的话，绍兴奶奶的死亡却好像是按照预言顺理成章地出现的。城北到处在挖防空洞，黄土随着梅雨流淌画出一条黄龙，绍兴奶奶开门发现大街上的黄泥水闯进蓝白染房，脑子里立时断定浊黄是一种凶兆；孙女小浮看见绍兴奶奶在黄色的水洼里忽隐忽现，就想到了如果老祖母在这年寿终正寝，那么九十块印花布会把她送进天堂另一染坊。没想到就在这年的梅雨季节，绍兴奶奶跌进防空洞的泥淖里，之后宁静地躺在九十块蓝白花布上面，最终证实了她们的预感。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在此不再赘述。被称为“灵龟”的苏童，他在抒写意外的死亡时经意或不经意地安排了命运的征兆和预言成真，也许是凭借幽冥中的天启在潜意识获得这类构思，也许是受到中国术数文化的影响而有意为之，也许还有其他的原因。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透过这些巧合的先兆和结局我们能感受到什么。读这些死亡故事，我们不免感觉到仿佛在某个地方有一只无形的命运之手在操纵、支配人们的生死存在，一切偶然的死亡都注定必然发生，而作为可预见命运的先兆正是不可预料的死亡的准备条件或表现，无论当事人是否意识到某种可能性，在既定的命运面前谁也无力去改变或逃避。对于这类死亡的处理，除了显示苏童的灵气外，更多地表现了他对生命的无从把握和对无常命运的无奈。
其二，权威意志的支配。
权威在此不是指在某一范围内有成就或有威望的人或事物，而意味着某种使人臣服、人们心甘情愿遵守的信条或规范，它以个人或统一的形式表现，在这种力量或意志的支配下，人们往往情不由己地走向死亡。苏童笔下的渺小无能的人物，他们不仅听任天命的捉弄和安排，而且还盲目地服从某种权威意志，在所谓的权威面前，他们或者愚昧麻木，没有独立的人格，而本能地把自我压榨到最小最低的状态；或者灵肉分离，生命扭曲，最后恐惧不安地选择死亡。狗崽和陈宝年可以作为在个人意志的支配下终结生命的典型（《１９３４年的逃亡》）。十五岁的狗崽来到城市中父亲的竹器铺，在小瞎子的指导和怂恿下，生命欲望疯狂滋长，直至被小瞎子所构织的黑色的人生曲线紧紧缠住，而他却无力也根本没有试图去抗拒小瞎子的意志，使自己过早地悬在女人的轨迹点上而腾空；父亲陈宝年比较特殊，他没有像儿子那样完全服从于小瞎子的安排，不过小瞎子的关于赚钱和女人的人生哲学对其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决定作用，而最后遭到小瞎子的暗害可以看作意志转换为行动的魔手对生命进行的控制和戕害。如果说小瞎子的意志刺激人的欲望恶性膨胀并使其为此断送了生命的话，受封建男权文化熏染的统一意志却往往置女性生命于死地。自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被上帝驱出伊甸园后，就注定世上必有被欲望诱惑的男女，也注定了这些人将要遭到惩罚，这个观念后来被封建文化一再强化并且发生变异，最后沦为男性可以为所欲为而女性却成为原罪的牺牲品。榆的母亲在做木匠的丈夫云游四方时和为榆的祖母打棺材的木匠有私情，为此引起了祖母的咒骂和榆的恐惧不安，而自觉怀孕又使压力更添一重，榆的母亲最后选择吞服毒药睡在了新打成的棺材里（《狂奔》）；腼腆美丽的少妇诗凤由于丈夫性功能障碍在焦虑中投向了冒充医生的浪荡青年小莫的怀抱，事情败露之后，胆小的诗凤拉上小莫跳河自尽（《小莫》）……从人性的角度上看，应该说榆的母亲、诗凤的偷情有其产生的合理性，可是她们却从内心深处意识到自己的不可原谅的罪过，并在对谴责这种罪过的权威意志的恐惧中试图以死亡赎罪；但是偷情的木匠已远去，即使被诗凤拉下水的小莫也死里逃生，承担后果的只是女性。美琪的经历更具有悲剧意味。十三岁的少女美琪遭遇了红旗的强暴后，所有的人包括母亲都没有给予她同情、安慰和继续生存的力量，而迎来的是逼问、责怪、鄙视、攻击和咒骂，可怜的孩子在服药寻死不成之后跳进了沿街流淌的脏河里（《城北地带》）。美琪死后她的身影和临死时所带的蜡纸红心不时出现虽不无神秘色彩，但也对迷信、屈从男权意识的世人予以深刻的警示。苏童给我们展示这些死亡的悲剧，在某种程度上传达了社会转型期人们的生存感受，人们生活在威力的重压下，个人的和社会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当代的和传统的，如果在复杂的现实环境中没有拯救自我的充分自觉，盲目迷信于某种所谓的权威力量，死亡也会在不经意间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