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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扇窗的风景
作者：王少瑜
三
不管是“积极”的转化还是“被动”的转化，柳青和赵树理在虚构落后妇女转化故事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主观性，他们想象了落后妇女“应有”的特征，强调她们转化的必然性，强制规定了她们的转化之路，不管是素芳还是“吃不饱”都没有任何“上诉”的权利，这种想象是符合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的。然而，《铁木前传》的作者孙犁却怀着犹豫之心塑造了一个“另类”落后妇女形象。文本中的小满儿同样是个被村里人认为政治落后、道德行为不端的年轻女性，但叙述者在讲述她的故事时，情感与态度并不像《创业史》和《“锻炼锻炼”》中的叙述者那么清晰、简单，那么具权威性地高高在上地评说人物，他不愿直截了当地作道德判断和政治评论，而是更多地展示场景，更多地从人物视角叙事，更多地让人物有自我表现的机会，有更大的话语权。
小满儿出场的场景富有闹剧色彩。小满儿去推碾，“青年们的眼睛就一齐转向她那里”，她推不动，一个叫大壮的青年忍不住施以援手，马上，比丈夫足足大八岁的大壮女人扑了过来，痛斥大壮，骂小满儿“小母狗儿”，小满儿的姐姐闻言狂奔过来，一场混战开始了。这时，“青年们注视着小满儿，小满儿簸着米糠，脸涨得像块红布，这女孩子，过去在多少男人面前，也是号称难惹的，但是今天遇到这样的场面，她低着头，连一句话也没讲”。虽然叙述者披露了一个“秘密”——她“过去”难惹，但此刻低头不语的小满儿只能引起深深的同情与爱惜。叙述者没有直接对小满儿的行为作道德判断，但在整场闹剧中小满儿都不是主动出击者而是被动承受者，大壮女人和小满儿姐姐的无理、野莽、强大与丑态更反衬出小满儿的无辜、无助、弱小与美。这样，在貌似客观的讲述中分明可以感受到叙述者对人物带着点欣赏的同情，他把小满儿的“放荡”看成自然流露的风致，并没有多少道德上的缺陷，不像先进青年那样厌恶和鄙视她，于是，小满儿需要改造、转化的理由就似乎不那么充分了。
叙述者给予了小满儿更多的话语权，她是三位女性中唯一敢于与先进人物正面交锋的。当九儿问她：“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小满儿冷笑着说，‘我是和你一模一样的那种人。’”其实九儿的问话并没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不认识她，但小满儿却像一只刺猬，一碰就竖起了浑身的刺，她的回答流露着自尊、自卑、敏感、自卫等种种矛盾复杂的心态，她是多么在意被人们看成另外一种人啊！当保定来的干部住到她家，小满儿对他说：“你了解人不能像看画儿一样，只是坐在这里，短时间也是不行的。有些人，他们可以装扮起来，可以在你的面前说得很好听；有些人，他就什么也可以不讲，听候你来主观的判断。”小满儿的话饱含了没有明言的抗争与苦恼，她拒绝村里人简单地把她标签成政治落后、道德败坏的放荡女人，她满怀想融入正常的生活又被有色眼光包围以及走投无路的痛苦……小满儿的话让干部长久失眠，“他希望小满儿能在他的帮助下，有所改变。他并且想到，只有在学习和工作里，小满儿才能改变。这当然是很困难的，因为他明白，他还没有真正了解她”。故事的叙述者悄悄躲在背后，小满儿的申诉和干部的思索（“干部”是党的政策的执行者，可理解为一个具权威性的视角），构成了来自文本的强烈声音：人性是复杂的，要转化、改造一个人，首先要解读她的内心世界，而不是用现存的公式、现存的口号去思想，凭主观想象武断地作出评判。小说关于小满儿的最后一个情节，依然以场景的方式展示。干部领小满儿参加学习，小满儿带他抄近路，经过一个尼姑庵，小满儿讲了一个因恋爱不自由而上吊自尽的尼姑的故事，接着，她似乎歇斯底里，大呼见鬼，干部只好让六儿背她回家，“起初，六儿有些害怕，但等到她偷偷地把嘴唇伸到他的脸上，热烈地吻着的时候，六儿才知道她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这是小满儿故事的高潮，是她最精彩的一次表演，她半真半假地骗过了干部（感怀身世，伤感是真，害怕是假），巧妙地逃脱了他的监督，躲过学习。直到故事结束，她依然我行我素，先进人物连转化她的机会都没有得到。小满儿如此胆大妄为，奇怪的是叙述者对此却不置一词，这非常耐人寻味。但从整个叙事结构来看，叙述者态度的含糊暧昧无疑流露出他对小满儿是否应该被转化、如何转化感到困惑。尽管在故事开始时，他“希望有一种力量，能把她引纳到人生的正轨上来”，但随着叙事的深入，他越来越沉默了，竟然放纵小满儿“在危险的崖岸上回荡着”，而不是如素芳般顺从或如“吃不饱”般屈服，小满儿最终走了一条叛逆而又悠然自得的路。
与其说《铁木前传》讲的是落后妇女的转化故事，倒不如说它讲的是一个富有生命力的女性张扬自我的故事。孙犁不是把落后女性作为必须接受改造的“客体”去想象，而是更多地考虑她作为一个主体的自主要求，他给予了小满儿反动与叛逆的空间，给予了她自由选择的机会，而作为政治拯救者和男性拯救者形象出现的“干部”的失败，更蕴含着他对当时整套的道德标准、价值评判、强迫性改造做法的怀疑。这不仅体现了孙犁维护人的尊严、尊重人的感情的人道主义思想，而且也流露了他作为一男性作家的性别观念，他对男性是否能解读女性隐秘的内心世界心存疑问，因此没有把“父”之法强加于女性身上，在一个以所谓的“男女平等”模糊淡化女性声音的时代，这种男性自觉的性别意识是难能可贵的，如果说柳青和赵树理故事中转化的成功意味着女性的失落，那么，孙犁的“失败”张扬了女性鲜活的自我意识。
在以叙说阶级斗争故事为主体，歌颂先进性和革命性为主旨的“十七年小说”中，女性转化故事往往只是小说的次要部分或者插曲，多起衬托作用，但通过对三个典型文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这另一扇窗口的风景有着潜藏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作家思想和观念的“真相”。如素芳般“理想”的转化故事展现了当时政治话语的权威，它可以让作家完全忽略了人的要素；如“吃不饱”般“真实”的转化故事无疑曲折地表达了作家的民间立场，一种现实主义的客观性：而如小满儿般逃脱转化的故事则让我们听到了在一个推崇集体话语的时代，作家发出的饱含个性化思考的微弱声音。不仅如此，从这三种故事形态中，我们还可以领略到“十七年小说”作家在讲述故事时表现出来的“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思维方式。解放政治和生活政治是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安东尼·吉登斯在《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一书中提出的两个概念③。解放政治指力图将个体或群体从对其生活机遇有不良影响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一种观点。解放政治实质上是一种“他人”的政治学，凭借一种权力的等级概念来运作，这种权力被理解成一个个体或群体将其意志加诸他人之上的能力。生活政治与解放政治相比，如果说解放政治是一种生活机遇的政治，生活政治便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在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它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政治，是一种生活决策的政治。
《创业史》和《“锻炼锻炼”》创作都沿用解放政治的思路。作者思考的是女性在落后势力的强迫和不良习俗的影响下“必然”具有的落后性，把问题推到极致，然后，设计一种“他人”的权力去改造人物，提供一种新的生活机遇，转化人物。但是，人物故事蕴含的悲剧因素却恰恰突现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不管是素芳的积极转化还是“吃不饱”的被动转化都没有真正体现转化应有的自我反省、独立思考和合理愿望的自由实现。（柳青和赵树理都“不约而同”地回避了人物的情感要求，《创业史》里梁生宝对素芳要求离婚的回答是，“暂时间不帮助她争取这个自由，等到将来社会风气变得更好了再说。”）而孙犁则突破了历史的局限，不自觉地沿用了生活政治的思路叙述故事，思考在改变了的社会情景下（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解放战争”结束以后），如何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与道德完善，反思如何在磨难中，在规定的无可奈何的情境下自我实现。小满儿的故事虽是“前传”，却独立自足，它给予了读者从理解人的主体性的角度出发，换位思考转化对人物的另一种意义，转化的另一种实现的可能性。
很明显，在国家解放的初期，文学创作依然深受战争文化规范的影响，绝大多数的“十七年小说”创作时都沿用“解放政治”的思维方式，突出、放大来自外部的权威力量对人的改造意义，而能够突破战争思维的局限，反思自我的生活困境，探究如何促进道德自我完善的作品是凤毛麟角的，也许，只有在打开另一扇窗时，才能看见这么几朵墙角之花在风中顽强地绽放。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王少瑜（１９７４－ ），文学硕士，肇庆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２页。
②赵毅衡：《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６页。
③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方文译，三联书店，１９９８年，第２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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