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另一扇窗的风景
作者：王少瑜
关键词：“十七年小说” 女性转化 故事形态 创作思维 真相
在“十七年小说”中，“中间人物”并不占据文本的主体位置，他们为数不多，在“英雄”与“反面人物”的夹缝中尴尬而艰难地生存，是被教育、被转化的对象。在这类人物中，有相当部分是女性，她们政治落后、行为放荡、消极对待集体劳动。她们不是“解放”的时候就已被拯救的对象，而是在正常和平的生活秩序中有待转化的“中间人物”。有意思的是，尽管“十七年”的作家是在一种“时代共名”的状态下创作的（“共名”，即“某种时代主题支配了一个时期的思想文化”①），但是在叙述人物被转化的过程时却形成了三种典型的故事形态：积极转化、被动转化、逃脱转化。柳青的《创业史》（长篇）、赵树理的《“锻炼锻炼”》（短篇）、孙犁的《铁木前传》（中篇）是五六十年代具有经典意义的农村题材文本，其中素芳、“吃不饱”、小满儿三位女性的转化故事在“十七年小说”中最有代表性，恰好代表了女性转化故事的三种形态。我们可以通过解读这三个文本，从另一扇窗去捕捉 “十七年”作家在貌似强大统一的“创作意图”中包裹着的思想碎片，探求一种“关于观念形态的真相，被意识形态所压抑的真相”②。
一
柳青笔下素芳的遭遇是悲凉的，她十六岁被一个饭铺堂倌诱奸怀孕后，被迫嫁给鲁笨的贫农栓栓，文本中的叙述者对她非常同情。这个叙述者是一个异故事的高高在上的第三人称人物，他“看到”素芳“脸上带着一种日子过得并不快活的忧郁”；他“知道”为了让素芳规规矩矩地过光景，“公公常常三娘教子式地训她，男人曾经打得她多少日子下不了炕”。他“目睹”了素芳被堂姑父“富农”姚士杰诱奸的情景，不仅感叹“不幸的女人……她怎么还不如在场的禽畜呢”，但是，叙述者对素芳又抱强烈的批判态度，不仅是因为她与姚士杰有暧昧关系，还因为这个不幸女人的一点点“越轨”念头——“幻想着和生宝在一起相好”，接近梁生宝。他巧妙地透过他所信赖的先进青年梁生宝和欢喜的视角来评论这件事。面对着送袜子的情意绵绵的素芳，“生宝气得冒了火，很不客气地申斥她：‘素芳！你老老实实和栓栓叔叔过日子！甭来你当闺女时的那一套！这不是黄堡街上，你甭败坏俺下河沿的风俗！就是这话！’”欢喜则为素芳的行为感到羞耻，他认为“要是有人给他说素芳婶子这样的贱货，他宁愿打光棍一辈子”。
作为虽不现身，但“声音”很强的“缺席的在场者”，这个叙述者主观而又权威地挖掘素芳“堕落”的根源。首先，“旧中国小市镇庸俗、低级、灰色的生活环境，轻而易举地损毁了这个幼小的灵魂”；接着，瞎眼公公“毫无阻碍地行使家长职权，不让她参加群众会、妇女会和其他社会活动”。他这样总结，“当一个女人还没有阶级觉悟，还没有自觉到劳动最崇高的时候，她还能从什么旁的角度看人生？”要拯救她，只有把她改造成有社会主义觉悟的劳动者。小说的第二部讲述了素芳被转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短，素芳参加了几次妇女小组学习会，在两条道路的教育下觉悟。叙述者以素芳为聚焦人物，运用大量自由间接引语讲述素芳的觉醒与忏悔。对于过去，那是“羞耻啊！羞耻”，今后思量，“她想这‘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大家富裕的路。她入了社要好好劳动，不只过好日子，她还要给大家好印象”。自由间接引语的运用使人物意识自然地与叙述者的声音相混合，叙述者在转述人物思想时巧妙地流露了自己的态度，读者能明显感受到叙述者是多么欣赏素芳的耻辱感，叙述语言的流畅简洁暗示着素芳思想转变过程的顺利（故事时间也很短，才两天），素芳的故事到此结束。
由于文本中的叙述者是可靠的，这个貌似圆满，结局保持光明亮色的故事阐释了作者这样的观念：生产上的先进与落后、政治上的善与恶、道德上的美与丑是紧密相连的，素芳的“贱”更多的是因为政治上的落后（给富农当女工，甚至发生关系）。作者虽同情素芳的不幸但厌恶和鄙视她哪怕一点点的个人感情追求（与先进人物是勾引，与反面人物是堕落），因为其丈夫是“老实能干”的贫农，只要她提高阶级觉悟，能劳动就必然能过上幸福生活。抛开叙述者的评论干扰，不难发现，素芳的故事实质是一个悲剧。她的积极转化是压抑所有作为女人个性化的渴望和追求，放弃摆脱不幸婚姻的努力，自觉沦为一具为社会劳动和为农民阶级传宗接代工具的过程，她只有作为一种“职能”而非主体才被纳入“新社会”的秩序中，这与作者的创作意图是多么的不相称（转化应是利用新社会的力量把“物”拯救为“人”）。叙述话语的分裂、矛盾流露了作者貌似强大的“先进思想”中潜藏着的简单僵化的政治理念和带浓重封建色彩的男权意识，这种狭隘的政治视角和强烈的夫权意识最终取代了更深层次的人文关怀。
二
如果说素芳的转化被作者赋予了“自愿接受”的色彩，“吃不饱”的转化则充满了强制的味道。
在《“锻炼锻炼”》中，“吃不饱”是由副主任杨小四所写的一张大字报引出场的：“有说四百二，她还吃不饱／男人上了地，她却吃面条／她们一上地，定是工分巧／做完便宜活，老病就犯了／割麦请不动，拾麦起得早／敢偷又敢抢，纪律全不要／开会常不到，也不上民校／提起正经事，啥也不知道／谁给提意见，马上跟谁闹／没理占三分，吵得天塌了。”大字报写得很生动，形象地勾勒了一位受时代批判的妇女的行为特征：缺乏政治觉悟、“自由”劳动积极、集体劳动消极、无理取闹。但其落后的根源是什么？奇怪的是，叙述者并没有从政治的视角继续深入探究，却把叙述角度转向了对其婚姻隐私的介绍，“在李宝珠看来，她这位丈夫也不能算是最满意的人，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因为不是个干部——所以只把他作为过渡时期的丈夫，等什么时候找下了最理想的人再和他离婚”。“吃不饱”婚姻不如意的原因是男人不是个干部，为什么她希望男人是个干部呢？叙述者又避而不谈，却颇有兴趣地把她对丈夫“暗里规定暗里执行”的“政策”细细道来——她要掌握经济大权，多弄一点积蓄，还经常偷吃。从嘲讽式的调侃中，从曲曲折折、半隐半明的叙述中可以推测，“吃不饱”要改嫁的目的是“干部”身份的丈夫能给她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能让她“吃得饱”，这样，“吃不饱”不愿参加集体劳动的原因也就只有一个：农村贫穷，集体劳动所得报酬低下，基本的经济利益无法得到满足。（其实她真的吃不饱，吃得饱谁去偷吃面条呀？）
“吃不饱”的自私和不爱参加集体劳动是要转化的，为了转化她，干部采用了整治的手段。首先利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开批判，接着引诱她“犯罪”（先骗妇女们自由拾花，再突然改为集体摘花，“吃不饱”她们不知道，就自己单独去“偷”），最后开群众批斗会要求她坦白交代，否则就要送法院。“吃不饱见大风已经倒了，老老实实把她怎样和小腿疼商量，怎样去拉垫背的、计划几时出发、往哪块地去……详细谈了一遍。”
“吃不饱”在群众的集体压力下和干部的恐吓中承认了偷棉花的“罪行”，其所谓的转化完全是“整治”的结果。她被迫屈服的是简单粗暴的政治运动，一股具有绝对权威的政治力量，她害怕失去人身自由，害怕个人利益被损害，而“偷懒”、“偷吃”、“取巧”的思想根源根本没有被触及，她并没有提高觉悟，并不心甘情愿地“悔改”。在文本夸张的充满讽刺色彩和紧张节奏的叙述中，保留了可以被解读的落后妇女的转化真相，她们的转化也许并不像柳青想象得那么积极轻易彻底，而是被动而无可奈何的。像“吃不饱”这些有小缺点的农村妇女，没有人关心她们实实在在的生活欲求，更没有人尝试解读她们因为生活的贫穷而扭曲的心灵，她们被剥夺了话语权，被丑化，被摆上批斗的“祭台”，被强制参加集体劳动，沦为受愚弄和被斗争的对象，完全失去了独立人格的存在意义。故事虽然是大团圆结局，但赵树理并没有强行拔高“吃不饱”的思想境界，没有扭曲人物的性格逻辑，这可谓意味深长，它保存了妇女消极对待转化的内心体验，展现了妇女被强制转化的真实生活场景，在热闹的叙述中暗含了内在的悲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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