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简论白居易矛盾心态的表现
作者：张学成
关键词：白居易 矛盾心态 表现
宁宗一先生指出：“文学实质上是人的灵魂学和人的性格学，而一部文学发展史，从有机整体的观念来看，它是一部生动的、形象的、细腻的‘心史’。因此，‘发皇心曲’的作家灵魂的研究，细致入微的作家心态的分析，就会很自然地提到日程上来。”①白居易的心态可以概括为由基本积极进取到犹豫、彷徨，最终达观闲适。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的，前期也有寂寞、犹豫的心态，后期也有兼济的一面。白居易给我们始终如一的印象是正直、诚实的，他用他的笔细腻地为我们记录下了自己真实的心路历程。而一个人的心态往往是矛盾着的，幺书仪先生说古代文人的心态由于“总是处于种种矛盾的夹缝之中，一辈子在仕与隐、君与亲、忠与孝、名节与生命、生前与身后等问题上痛苦地熬煎，这种痛苦和矛盾的文化性格，来自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也与复杂社会环境有关”②。从表面上来看，白居易的心态好像是心如止水、平和安适、与世无争的，实际上他的心态始终是处在矛盾当中的，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
长期以来，人们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以江州被贬为界，白居易的思想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矛盾的研究就往往着眼于这两个时期，说前期如何如何，后期如何如何。从表面上来说似乎是合乎情理的，但这样实际上就把这个问题给简单化了，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站不住脚的，他的思想的转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并且有变的方面也有不变的方面。
关于白居易的矛盾心态的问题，有人说白居易的心态本来就是矛盾的，没有研究的必要。矛盾心态是不错的，此言不虚；如说没有研究的必要似可商榷。其矛盾心态的表现到底是怎样的？学术界至今没有非常明确的研讨。以往有关白居易心态矛盾性的研究，有但不是很多，并且比较琐碎，系统性不强，大多集中在其心态内部的儒、道、佛诸方面并存的矛盾，以及讽喻诗和闲适诗歌的矛盾。思想意识方面的矛盾的确存在，但实际上在其生命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特点，某一方面在某一时期往往还要占据主导地位。同时，在当时，许多文人士人都存在这样的情况，儒、道、释“三家的思想教义存在着相互沟通与对话的可能，故而士人文化格局呈现出立足儒学而兼取道释的局面，以儒治世，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他们读各家的书，和各类人物接触，无形中受他们影响……，把所吸收来的东西融会入整个心灵”③。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一方面又称不上矛盾，或者至少不是矛盾的很重要方面。诗歌方面的矛盾与他的经历和遭遇密切相关，在同一时期，这方面的矛盾性表现得也不很明显。其心态中的矛盾性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矛盾是怎么产生的，又是如何消解和达到平衡的，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去进行研究。本文主要研究白居易矛盾心态的表现。
一、乐“生”与忧“死”的矛盾
这主要表现在对生老病死等琐屑之事的关注和其乐天达观的人生态度方面的矛盾上。从表面上看白居易是达观的、闲适自得的，然而实际上却又非常关注在别人看来非常琐碎的事情。
在白居易的诗歌当中，有一部分内容出现的频率是很高的，那就是对于生、老、病、死等的极端关注。比如“白发”，本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一种很平常的生理现象。但在白居易看来，确实很不平常的。在他的诗歌当中，“白发”这个词出现的次数非常惊人，有七十四处之多。如果加上与之近义的词，像“华发”出现了一次，“花发”出现了八次，另外还有多处以“雪”、“霜”喻指白发的多处。这样诗歌中涉及“白发”的有近百处之多④。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敏感的性格，见出他对于生命的极端在意。另外其诗歌对“病”也是情有独钟，一直“津津乐道”。据笔者统计，其诗歌中仅“病”字就提到了四百多处。这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应该是空前绝后的了。对于死亡，白居易的反应与平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他比一般人具有更强烈的生命意识。“死”字在白居易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也很多，其诗歌中约出现了二百多处，“病”的最大威胁便是死亡，可见“死亡”对于白居易的影响有多么大了。可以说，生死观影响着白居易的一切。白居易还有许多纪年诗，据洪迈统计，从不到三十岁一直到七十五岁的四十多年间，总共有七十八首诗歌记下了自己的年纪⑤。
白居易是个伟大的诗人，伟大之处在于他留下了数量巨大的诗歌作品；同时他又是个平常人，他用生动的笔触给我们留下了生命历程的真实记录。他关注白发，关心脱发；对于疾病，衰老，死亡都极其敏感，这些现象都指引着一个归旨——死亡。白居易不厌其烦地记下它们，这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白居易跟平常人一样有着对死亡的敏感和恐惧。所以我们说他“忧死”。
而从另一方面来看，白居易在他的诗歌中又在反复述说着自己的乐天安命，随缘自适，看破红尘。在《答户部崔侍郎书》中说：“今之身心，或近是矣。……此鄙人所以安又安，适又适，而不知命之穷，老之至也。”⑥在白居易的笔下，“适”字出现的次数很多，如“先务身安闲，次要心欢适”⑦，“足适已忘履，身适已忘衣。况我心又适，兼忘是与非。三适今为一，怡怡复熙熙。”⑧“适”用得很多，像“身适”、“形适”、“体适”、“足适”、“口适”，“意适”、“心适”、“性适”、“情适”等，前者是物质方面的，后者是精神方面的。而精神上“适”的例子明显的多于物质性的。白居易重视的“适”往往又是以主观方面的感受为前提的。除了“适”的描写之外，还有许多作品反映了自己的人生之乐。《残酌晚餐》：“闲倾残酒后，暖拥小炉时。舞看新翻曲，歌听自做词。鱼香肥泼火，饭细滑流匙。除却慵馋外，其余尽不知。”⑨又有《即事重题》：“重裘暖帽宽毡履，小阁低窗深地炉。身稳心安眠未起，西京朝士得知无？”⑩后期诗歌中“适”和“乐”更成了诗歌的主调。这从他的字——乐天——也可以看出。这种乐天安命、随缘自适、看破红尘，无疑与前述对于生老病死等琐屑之事的关心构成了鲜明的矛盾，告诉我们他的心态在一生中都是矛盾着的。
二、重视享受与道德的内省、自律的矛盾
白居易一方面对于下层老百姓的寒温哀乐分外关心，这一点在早年表现得非常明显；而即使到了晚年仍然时有流露。白居易身上有着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少有的道德的内省、自律的意识。这种意识的存在使得白居易无论在何时都能有推己及人、兼济天下的可贵品质。
其中有两首诗歌很具有代表性。一是《新制布裘》：
桂布白似雪，吴绵软于云。布重绵且厚，为裘有馀温。朝拥坐至暮，夜覆眠达晨。谁知严冬月，支体暖如春。中夕忽有念，抚裘起逡巡。丈夫贵兼济，岂独善一身。安得万里裘，盖裹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11)
此诗作于丁忧村居渭上时。在白居易生活的时代，封建官吏在服丧期间，俸禄皆停，这样一大家人的基本生活甚至温饱都难以解决，白居易对那时的生活的描述是这样的：“尘埃常满甑，钱帛少盈囊。弟病仍扶杖，妻愁不出房。传衣念蓝缕，举案笑糟糠。”(12)（《渭村退居寄礼部崔侍郎翰林、钱舍人诗一百韵》，卷１５，２９６页）即便自己过着这样的贫苦生活，也能推己及人。《纳粟》：“有吏夜叩门，高声催纳粟。家人不待晓，场上张灯烛。扬簸净如珠，一车三十斛。犹忧纳不中，鞭责及僮仆。昔余谬从事，内愧才不足。连授四命官，坐尸十年禄。常闻古人语，损益周必复。今日谅甘心，还他太仓谷。”(13)这实在是难能可贵，也恰好证明白居易此期的主要的理想抱负仍然是兼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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