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论时知心 披文入情
作者：汪大白
关键词：张孝祥 后期 心理 词篇
《孟子·万章》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又云：“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长期以来，在我们传统的文学批评中，“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成为人所公认的重要模式。然而必须看到，这种模式之所以在中国批评史上占有主流地位，甚至处于欧风美雨袭来之当代仍然显示着固有的生命活力，则是因为其中存在有科学合理的基本内核，即作品与作者、与时世，读者与文本、与作意，都被视为息息相关的重要因素，而且诸多因素之间又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组合关系，这就无论在学理内涵上，还是在操作层面上，都赋予这种模式以极其广阔的拓展空间。正因如此，我们今天在运用这一模式的实践中，既要自觉地把握其合理内核，又要充分利用其拓展空间，而切忌简单套用、机械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我们读张孝祥《于湖词》，不仅要知其人，而且要知其全人，知其为人与人生的各个方面；不仅要论其世，而且要论世之影响，论时势影响与作者创作的多种关系。进一步说，我们读张孝祥不同时期的词作，就要了解他不同时期的经历和处境，把握他不同时期的心态和情绪。比如我们读他后期的《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念奴娇·过洞庭》等词，就与读他前期的《六州歌头》（长淮望断）等词大不相同，必须特别地着意于论时知心，披文入情。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词人，他自进士及第之日起即满怀激情关注国事，不但以大量奏议为振兴国家出谋划策，而且一度参赞军事，直接投身抗战事业。他在此期间所作词也多为抗战卫国击剑高歌，如《水调歌头·送谢倅之临安》：“好把文经武略，换取碧幢红旆，谈笑扫胡尘。”《木兰花慢·送张魏公》：“休遣沙场虏骑，尚余匹马空还。”《水调歌头·凯歌上刘恭父》：“君王自神武，一举朔庭空。”这些词篇无不雄放豪迈，气吞万里。绍兴三十一年（１１６１）冬，听说采石大捷，他挥笔写成《水调歌头·和庞佑父》，词中“剪烛看吴钩”的豪情、“击楫誓中流”的壮志，动人心魄，令人鼓舞。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眼看北伐失利，朝廷议和，他在建康留守宴席上赋成《六州歌头》（长淮望断），忠愤激荡，悲慨淋漓，抗战首领张浚为之“流涕而起”，当场“罢席而入”。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张孝祥在短短十六年的政治生涯中，思想状况曾经有过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其变化主要表现在隆兴二年（１１６４）落职以后直至乾道五年（１１６９）去世之前的六年中。后期六年，张孝祥的精神风貌迥异于前期十年，基本丧失了原有的政治热情，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对于时局的积极干预和倾心投入。所以如此，原因复杂，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在于，南宋政治极其险恶，“和战”矛盾错综复杂，致使张孝祥从政以来不断遭受打击，其中大者先后有三。第一次是绍兴二十九年，因被视为“汤思退之客”，劾以“奸不在卢杞下”，罢却中书舍人之职。第二次是隆兴二年，“会金再犯边，孝祥陈金之势不过欲要盟”（《张安国传》），因为有碍和议活动，遂被宣谕使劾落建康留守之职。第三次是知静江府，领广南西路经略按抚使，“治有声绩，复以言者罢”（《宋史》本传）。在此旋进旋退、屡起屡仆的仕宦经历中，他的心灵备受挫伤，深感风云变幻，祸福无常，仕途崎岖，宦海可畏。如果说，张孝祥早期遭遇一些坎坷时，还能够高吟“世路如今已惯，此心到处悠然”（《西江月·丹阳湖》），强自振作，坚持跋涉；那么屡历宦海浮沉而至后期，所谓“一叶扁舟谁念我，今日天涯飘泊。平楚南来，大江东去，处处风波恶”（《念奴娇·离思》），词人的精神风帆已为现实的惊涛骇浪所淹没。
张孝祥后期精神风貌的变化决定其词作题旨和情调的变化。
乾道元年（１１６５）七月至次年六月，张孝祥在静江府任上的所有吟咏，基本集中于一个主题即“思归”。早在赴任途中，他就盘算着自己的归期：“此行休问几时还，唯拟桂林佳处、过春残。”（《南歌子·过严关》）到任不久，时值中秋，他尽管说道“老子兴不浅，聊复此淹留”，却又因为“追忆去年游”，而不禁“搔首思悠悠”（《水调歌头·桂林中秋》）。此后他很快感到宦游生活凄清孤独令人厌倦：“老子婆娑成独冷，谁省？自挑寒灺自添香。”（《定风波·铃索声干》）“一杯莫惜留连，我亦是天涯倦客。”（《柳梢青·饯别蒋德施粟子求诸公》）于是，他更为苦闷地低吟：“思归梦，天边鹄。游宦事，蕉中鹿。”并且径将“思归”二字在词题上赫然标出。（《满江红·思归寄柳州林守》）随着日月的流逝、时节的变换，他的离愁乡思益趋强烈，以至于离开桂林北还途中还不断抒写急切的归思：“落日闲云归意促，小倚蓬窗，写作思家曲。”（《蝶恋花·行湘阴》）。
《念奴娇·欲雪呈朱漕元顺》就是张孝祥在桂林所作的一个名篇：
朔风吹雨，送凄凉天气，垂垂欲雪。万里南荒云雾满，弱水蓬莱相接。冻合龙冈，寒侵铜柱，碧海冰澌结。凭高一笑，问君何处炎热？家在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忆得年时貂帽暖，铁马千群观猎。狐兔成车，笙歌隐地，归踏层城月。持杯且醉，不须北望凄切。
曾有评论以为词所抒写的仍是志士气概、爱国情怀，认为词人“追忆少年豪兴，实与‘我欲乘风去，击楫誓中流’同一气概”，认为“不须北望凄切”一句，“足见”词人“对恢复事业仍抱乐观”。这显然是一种牵强与误解，其失在于“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传统模式的操作过于简单，正可谓论世而疏于论时，知人而昧于知心，致使“以意逆志”变成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如果切实把握作者从政后期——尤其是桂林任上的内心世界，进而直面作品具体实际，潜心涵泳，披文入情，可见全词所写并未超越“思归”这一主题。词的上阕描绘南荒万里欲雪、天下无处不寒的“凄凉”时景，下阕抒写词人感叹时节移易而归期未至的“凄切”情绪。其中少年的追忆无疑是由对故乡的思念所引发，因为词中明明白白道着“家在楚尾吴头，归期犹未，对此惊时节”。这种追忆中的“少年豪兴”，即使与“击楫誓中流”“同一气概”，可惜也都属于过去，而今已不复存在；着落于作者作词的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忆起“少年豪兴”，论及志士气概，徒以激增作者的百倍感伤和无限凄切。由此不难理解，全词结句“持杯且醉，不须北望凄切”，正是愁思难遣而借酒浇愁之意。“不须北望凄切”看似劝人，实则慰己；所以需要劝慰，正因深感凄切；为解“北望凄切”之情，尚须“持杯且醉”之举——词人望乡思归如此，原本无关“恢复事业”，岂有“仍抱乐观”可言！如果将这首词和词人当时所作同调同韵的《念奴娇·再用韵呈朱丈》两相参照，词义就会更加明白。后一首词的末了几句竟是：“只要东归，归心入梦，梦泛寒江月。不因莼鲙，白头亲望真切。”词中顶针辞格的运用十分传神地表达出“归心”之切，这样如泣如诉的归思抒写真可谓叩人心扉，感人至深。
乾道二年（１１６６）六月，张孝祥因为罢职而离开桂林。此次罢职，情由不详。据《宋史》本传载，张孝祥知静江府，其实“治有声绩”，然而却“以言者罢”。既然如此，他的罢职当是蒙受了冤屈。不难想见，尽管他在桂林任上思归心切，但于蒙冤罢归却难免心添块垒未能释然。翻检他罢职还乡的数月之内所写作品，除了原有厌倦宦游的“思归”之急切，确又增添几许蒙冤去职的“罢归”之不平。诸如《罢归》《罢归呈同官》等篇，“罢归”二字一再用于诗题，而“酌我清尊，洗公孤愤”、“处处风波恶”的不平与怨叹也时见于词篇。当然他的苦闷并不完全在于这次蒙冤罢归，不过这次蒙冤罢归却如一阵狂风，将他以往郁积的愁怨翻卷起来，猛烈撞击着他的心灵。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他不平，却又不愿直抒其不平；他失意，却又屑明言其失意；而是——如他在罢归途中所赋——每以不平之气，寓于旷达之语；多将失意之情，出为超脱之言。《水调歌头·泛湘江》“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两句，就集中体现出词人当时的心理特征及作品风貌。句中既是宦游生活厌倦情绪的发泄，又是蒙冤罢归苦闷心理的自宽；既有独善其身超然世外的人生意愿，更多自我调适恢复平衡的心理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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