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一分仁义值千金
作者：滕新才
关键词：《施润泽滩阙遇友》 商品经济 资本主义萌芽 心理描写 义利之辨
明朝中后期，中国白话短篇小说趋于繁荣，特别是冯梦龙的“三言”和凌初的“二拍”，以其“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①的卓越成就，把明代拟话本创作推向了最高峰。这是明代文学的奇葩，是各级各类高校教学的重点。其中收辑在《醒世恒言》卷十八的《施润泽滩阙遇友》一篇，无论题材内容、时代特征还是表现手法、艺术技巧，以及所展示的社会心理、世态人情，都堪称是明代拟话本的代表作。兹结合多年教学心得，草撰此文，公诸同好，以为引玉之砖。
一、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触及资本主义萌芽的小说
《施润泽滩阙遇友》讲述的是一个小商人拾金不昧、积下阴德而迭遭好报、逢凶化吉，终致发家致富、世代显荣的故事。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是嘉靖年间（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其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小说开篇即写道：
话说这苏州府吴江县离城七十里，有个乡镇，地名盛泽，镇上居民稠广，土俗淳朴，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谨，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那市上两岸绸丝牙行，约有千百余家，远近村坊织成绸匹，俱到此上市。四方商贾来收买的，蜂攒蚁集，挨挤不开，路途无伫足之隙；乃出产锦绣之乡，积聚绫罗之地。江南养蚕所在甚多，惟此镇处最盛。……
且说嘉靖年间，这盛泽镇上有一人，姓施名复，浑家喻氏，夫妻两口，别无男女。家中开张绸机，每年养几筐蚕儿，妻络夫织，甚好过活。这镇上都是温饱之家，织下绸匹，必积至十来匹，最少也有五六匹，方才上市。那大户人家积得多的便不上市，都是牙行引客商上门来买。施复是个小户儿，本钱少，织得三四匹，便去市上出脱。②
十六世纪的明朝中后期，尽管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中国还占据着统治地位，男耕女织也仍然是社会分工的基本方式，但随着整个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小生产者有可能出卖更多的劳动产品，社会生产结构亦随之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以生产商品为目的行业日渐增多，在江南的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地区还出现了一大批独立或相对独立的手工业者。像施复这样的手工业者，从养蚕、缲丝、织绸到售卖全过程由自己一条龙负责到底，显然已经是完全独立的手工业者兼商人身份，其生产规模、经营状况和生产结构完全受市场机制的支配。
商品经济的发展，相应地促进了城市的繁荣，最繁华的江南地区形成了五大著名的手工业中心，即苏州的丝织业、松江的棉纺织业、芜湖的浆染业、铅山的造纸业和景德镇的制瓷业，这些地区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母体内最早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原始产床。苏、松、杭、嘉、湖五府还有若干新城镇兴起，其中苏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杭州的唐栖镇，湖州的双林镇，都是丝织品及其原料的著名产地；松江的枫泾镇、洙泾镇，则是棉布生产的名镇和棉花的集散胜地。在这些新兴的市镇里，手工业脱离农业而独立发展的趋势特别明显，“以机为田，以梭为耒”的商品生产表现得最为充分。如震泽镇，“镇及近镇居民，乃尽逐丝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③；王江泾镇的规模也颇为可观，“多织绸收丝缟之利，居民可七千余家，不务耕绩”④。像盛泽镇那样“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络纬机杼之声通宵不绝”，仅从事丝绸贸易的牙行就“约有千百余家”，正是当时社会风气在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反映。
商品经济绝不同于小农经济那样田园牧歌式的恬淡温馨，而是紧张的算计，无情的竞争，最后导致残酷的贫富悬殊。因为在商品经济体制下，小生产者由于各自的生产条件不同，技术熟练程度不同，劳动强度不同，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各不相同。这就促使商品生产者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发财致富，乘坚策肥，履丝曳缟；另一部分人则穷愁落寞，丧失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以至于贫困破产，受雇于人，成为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早期资本家和雇佣工人。
这种两极分化的现象在明朝中后期乃是司空见惯的常事。一些地方志乘将明孝宗弘治（１４８８～１５０５）时期与汉代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相提并论，“于时家给人足，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是典型的传统社会模式。至正德（１５０６～１５２１）末嘉靖（１５２２～１５６６）初，开始出现了异样的躁动，“操资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嘉靖末隆庆（１５６７～１５７２）初，两极分化在进一步加剧，“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属，产自无恒”。到万历（１５７３～１６１９）时期，终于形成了“富者百人而一，贫者十人而九，贫者既不能敌富，少者反可以制多；金令司天，钱神卓地，贪婪罔极，骨肉相残”⑤的局面。像孔夫子“不患寡而患不均”⑥那样的仁人之忧，在明朝中后期已经是一去不复返的历史概念了。这是令很多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沧桑巨变，更是让大多数人无法接受而又不得不正视的残酷现实。
《施润泽滩阙遇友》以独特的视角瞄准了这一崭新题材。小说写丝绸商人施复偶然拾到一个内有六两多银子的青布包袱，忍饥挨饿等候失主回来认领，不取半文谢仪，甚至连失主邀请去“酒肆中吃三杯”的盛情也回绝了。他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妻子喻氏的理解与支持，“夫妇二人，不以拾银为喜，反以还银为安”。这种拾金不昧的精神是中华民族从来都褒扬的美德，即通常所说的“万贯钱财如粪土，一分仁义值千金”。好人自有好报，“自此之后，施复每年养蚕。大有利息，渐渐活动……几年间，就增上三四张织机，家中颇颇饶裕”，生意越做越红火，产业规模也逐步扩大。滩阙遇友邂逅当年的失主朱恩之后，因得到朱恩馈赠桑叶的无偿援助，又免却舟覆人亡之灾，“施复是年蚕丝利息比别年更多几倍，欲要又添张机儿，怎奈家中窄隘，摆不下机床”。施复的生意诸般顺畅，是商品大潮中的佼佼者，自然不可能人人都是这么幸运的：“恰好间壁邻家住着两间小房，连年因蚕桑失利，嫌道住居风水不好，急切要把来出脱，正凑了施复之便。”这实际上是施复吞并了邻居丝绸业主的写照，“夫妻依旧省吃俭用，昼夜营运，不上十年，就长有数千金家事，又买了左近一所大房居住，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又讨几房家人小厮，把个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能够买“左近一所大房居住”，说明施复在商业竞争中已经拥有较强的兼并实力；“开起三四十张绸机”，则反映了施复的丝织生产已颇具规模，至少已达到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作坊甚至工场生产的水平。而这三四十张绸机的维持，从养蚕、缲丝的原材料准备，到织绸、染色、挑花等各个工序的完成，都需要大量的人手，所以又讨了几房家人小厮。透过施复把家业“收拾得十分完美”的迷雾，读者可以隐约感受到雇工被剥削的血腥气息。这正印证了马克思的经典论述：“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⑦
小说还特意写到一个情节：施家新居落成，择吉日良辰立柱上梁，连远在十里之外黄江泾的薄有寿家八锭银子也赶来凑兴。薄老汉夫妇开了个糕饼点心铺子，辛勤积攒，平生所得，共计八枚银锭，腰间束以红绒，“缝在一个暖枕之内，自谓万无一失”。这个细节，反映了明朝中后期许多商人把金银货币当作财富珍藏，没有投入流通领域增殖资本的史实。类似事例在明朝中后期文人笔下屡见不鲜，如同属苏州府的常熟县人谈参（真名谭晓，排行第三），以经营农副业致富，“资日益，窖而藏者数万计”⑧；宛平李荣，“家累万金，将银二千锭置石池中，痉于卧房，庭前盖以石版，列植花卉于上，惟妇经目，子亦弗知也”⑨。这就使得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货币没有转化为产业资本，没有实现其应有的社会价值。所以薄老汉在无情的商业竞争中难怪会败下阵来，他辛苦积攒一辈子的八锭元宝，在睡梦中化作八个白衣小厮向他辞行，并讥笑他说：“我们该旺处去的，你这老官儿消受不起！”拂开这些神异的色彩，可以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施复不仅以经营丝织业发家致富，而且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黄江泾的饮食业，产业结构进一步扩大。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