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理性批评话语的追寻
作者：陶丽萍
梁实秋还十分重视诗的文类特征，坚持诗歌的纯粹性，认为“有诗才的人，同时兼擅绘事，永远是一件危险的事”，因这易将音乐与图画混到诗里去，引起类型的混杂。在他看来，类型混杂是浪漫主义的杰作，缺乏“理性的选择”，是将艺术的理想境界建筑在“情感的梦幻里”，损害了文体的单纯性，不利于表现普遍人性的需要，也失去了诗质。批评散文诗将诗与散文混合是“不守纪律的情感主义”，是种畸形，“不是正格”，表现出对文体形式规范的执着追求。
与之相适应，梁实秋极力推崇古典优美的语言表达，坚决反对新诗言文一致所造成的浅白直露，尤其是以口语俗语入诗所带来的诗歌艺术性的消解。认为白话“不能穿着褴褛的衣服便硬要跨进诗土”，“一定要披上一件美丽的袍子才可进去”，须具有艺术的安排与剪裁，提倡一种古典的雍容尔雅的贵族化语言。认为“诗料只有美丑可辨，并无新旧可分。用滥了的辞句是名家所不取，然古雅的典丽的辞句未始不可藉艺术的手段散缀在新诗里面”，表现出对汉语语言的审美功能挖掘与艺术化呈现的高度重视。
四、平易自然的论说文体
梁实秋具有较强的文体自觉意识。他借鉴西方新古典主义文艺批评视角与方法，立足于宏观批评，广泛地吸收社会学、自然科学、哲学、伦理学语言，创造了一种适应文学批评，同时又属于自己的批评语言，典雅平和中渗透着智慧的思考与理性的分析，形成了独特的文体风格。
不同于中国传统与“五四”时期普遍的鉴赏式、评点式与作家作品跟踪式批评，梁实秋往往以“历史的透视”的批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作家作品的时代背景、来龙去脉及在整个历史上的地位等方面，这赋予其诗歌批评以强烈的整体性色彩。《现代文学论》中，梁实秋站在文学发展历史的高度对“五四”新文学创作进行宏观透视，从中国文学与儒道两大潮流的关系上，在与西方文学的比较中分析研究新诗的成败得失，并提出诗歌创作的总体发展趋向与新诗发展的建设性意见，视野阔大开放，具有较强的历史感与整体感。
“五四”以来，由于印象派批评的熏染以及古代散文和欧美散文小品的影响，印象式随笔体批评流行一时，梁实秋对此极其反感。他坚守严正理性的立场，将学者的睿智和批评家的理性融为一体，在对话式的叙述与思辨式的判断分析中，或旁征博引，或中肯剖析，或辨析议论，纵横捭阖，于宏阔的中西文化文学背景下，对新诗创作实践做出理性判断和阐释，呈现出较强的学理性色彩。在《文学讲话》中，他从诗歌历史发展的纵深处考证诗歌与音乐的关系，说“诗因为本来与音乐配合，所以很自然的在与音乐分离之后，还要保持相当的音乐性，而且有音乐性的文字的确是比较悦耳，所以诗人在文字的音乐上要尽力推敲。…… 诗的工具是文字，诗的目的是抒写情感，音乐在诗里的地位只是一种装饰品”。严密的逻辑分析中，闪现着对音乐在诗歌中地位的独特思考。
梁实秋还善于进行联想和比较。他常常在文中大量引述古今中外文学史上的诗歌或戏剧进行比照、评述，分析异同，从中探寻诗歌创作和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在《诗与诗人》中，梁实秋纵横中外诗坛，以大量诗人的具体创作实践，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诗人“作诗宜先从作人起”的做诗之道及应具备的修养。笔触潇洒自如，深刻揭示出诗人创作与现实人生之间的密切联系。
受中国古代散文与英国随笔影响，梁实秋批评文本的语言不是西方那种建立在纯粹理性基础之上的思辨性的逻辑推理和抽象性的学理演绎，而擅长以一种文白杂糅，自然平易的语言对诗歌进行阐发，表达自己的理性思考，从容议论，自由落笔。如《诗与图画》以形象生动的笔墨，精辟地阐发诗歌表现普遍人性的重要性以及对诗歌绘画美、诗歌内容与形式关系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显然，梁实秋的诗歌批评整体上呈现出浓重的古典主义色彩，在对新诗浪漫主义倾向的认识与评价上，存在着一定的偏颇。但他从常态人性的新古典主义理想出发，重形式，讲法度，提倡理性优雅的诗歌审美规范，有力促成了中国新诗进入规范化的理性自觉时代。其以理制情，超然静观的批评范式，对中国诗歌批评史上的印象主义批评与社会历史学批评无疑形成一种有益的互补。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陶丽萍，文学博士，武汉工业学院人文科学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参考文献：
[１]徐静波．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珠海出版社，１９９８．
[２]梁实秋．新诗的格调及其他[Ｊ]．诗刊． 创刊号１９３１．１．２０．
[３]梁实秋．草儿评论[Ｊ]．清华周刊文艺增刊．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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