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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批评话语的追寻
作者：陶丽萍
关键词：理论化 判断 批评话语 典雅 自然
在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梁实秋是较早从事专门批评，并将它作为一种专门学问与事业的学者型批评家。诗歌不仅是他批评生涯的起点，也是他一直最为关注的文体。在《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文学批评论》等批评著作中，他广泛对西方文艺批评史，特别是诗歌、戏剧批评进行阐发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对“五四”诗歌创作实践进行批评，建构起独树一帜的具有古典主义色彩的中国现代理性诗学批评理论。
一、批评的自觉与理论化的确立
长期以来，中国古典诗评大都停留于个人感悟的描述层面，“很少有人在理论上对文学做有系统的研讨”。梁实秋师从白璧德的留美生涯，使他养成一种宽阔的学术视野和严正的思想品质，具有强烈的批评自觉意识。他说，文艺批评是“人类对于文学的判断力”，“其任务乃是判断，而非鉴赏，其方法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有着独立自足的体系。在此意义上，他强调批评家的独立精神与理性，声称伟大的批评家必须有“深刻的观察，直觉的体会，敏锐的感觉”，以一种“无所为而为”的超然静观才能进行客观批评。因此，他一出场便表现出自律与自觉的鲜明的职业批评家特色。
作为“五四”以来第一位系统研究与讲授西方批评史的学者，面对“五四”新诗创作与批评的价值重估和理论多元状态，梁实秋全面引进西方古典主义批评理论，并试图在中西诗学批评的融合交会中，重构一种健全的符合现代诗学发展的文学秩序和学术规范，以结束这场“浪漫的混乱”。他说：“中国近来文学批评并不多见，但在很少的文学批评里，大半都是‘灵魂的冒险’……很少人把文学批评当做一种学问去潜心研究。”虽有一定偏颇，但就现代中国诗歌批评的整体现状来看，还是道出了真实情况。“五四”时期，胡适、周作人、闻一多等人主要着眼于具体的诗人诗歌与思潮的批评，而较少有意识地致力于建构一种较完备的诗歌批评理论，也较少对西方诗学批评进行系统的评述与反思。梁实秋的学者批评意识使他始终将批评作为一种“严重”的工作，注重批评的理论化、规范化与经典化，积极对西方文艺批评思想进行初步梳理，并在希腊古典精神与人文理想的烛照下，与中国理性诗学传统相沟通。他以人性为核心，以理性为衡点，从诗歌本体与客体的层面，对诗歌本质、诗歌传统、诗歌表现形式与元素以及诗人与生活等方面进行论述，在借鉴与继承、内容与形式、思想与感情、叙事诗与抒情诗等对立范畴中表现出一种古典主义的道德意识与审美价值取向，形成其独特的诗学批评理论框架，这使他在中国现代诗学批评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同时，梁实秋提倡诗歌批评的理论化，强调批评家的理性的判断批评精神，企图通过批评实现伦理价值的判断。认为“凡是靠着自己的感觉而享受一件艺术品，其结果我叫他做‘鉴赏’，凡是根据一个固定的标准而评判一件艺术品的价值，其结果我叫他做‘批评’”，指责印象批评没有一个客观标准，以创作为批评，使批评成为一种个人的印象感悟呈现，散乱空疏且缺乏“严重性”。因此他很少对具体诗人作品进行个人感悟阐发与具体批评，而是在大量西方文艺理论的叙述或对文学创作问题的探源中，引入对诗歌作品与现状的整体分析议论，作品成为其理论阐述中的材料。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中，他全面移植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理论，高扬“理性”之旗，从讨论“五四”新文学发展趋势的角度，从理论上对“五四”文坛的浪漫主义倾向进行整体批判性审视，并以此为基础展开对诗歌的探讨，倡导诗歌创作的古典主义规范。精深宏阔的评述中带有较强的理论化色彩，标志着其独特批评意识与观念的形成。
二、理性批评话语的追寻
“五四”以来，中国现代诗歌批评或侧重于社会学批评，强调文学的社会文化意义，或倾向于作家经验主体的自叙，注重创作文本的审美阅读鉴赏，而较少西方式那种纯粹的思辨的理论形态。梁实秋接受白璧德的新古典主义思想，由早期的浪漫激情转向古典主义，对诗歌批评的本质与标准进行了独特的阐释，呈现出以理制情、超然静观的鲜明个性特征，其伦理理性的道德批评话语与模式对于建立丰富多样的诗歌批评范型是一种有益的补充。
不同于左翼文学批评所惯用的社会政治话语，梁实秋坚持从纯学术角度讨论诗歌创作，提出诗歌批评就是“文学的”批评。在《文学批评辨》中，提出批评的本质是一种判断，它“既非艺术，更非科学”，“徒有鉴赏不能成为批评”。而以科学方法施于文学批评，则“使文学研究更趋于精确”，缺乏价值判断，无法肯定与支配人性。在他看来，批评的任务既不是“作文学作品的注解”，亦不是“事实的归纳，统计的研究”，而是作为“诗人与非诗人中间的媒介物”进行客观的判断，“对于作品的价值的加以衡量”，是种“纯粹的理性的活动”。因此，他坚决反对社会、科学批评或印象式批评，要求批评家运用特别敏锐的观察力、了解力、分析力，以严正理性的判断原则把握作品，“于森罗万象的宇宙人生之中搜出一个理想的普遍的标准”，对诗歌进行“伦理的选择”和“价值的估定”。
受西方古典主义精神影响，梁实秋认为，“常态的人性与常态的经验便是文学批评的最后的标准”，主张“文学作品之是否伟大，要看它所表现的人性是否深刻真实……使读者能以深刻的了解人生之意义”。这里，理性人性不仅是梁实秋诗歌批评的唯一衡点，也是其批评体系中带有本体论意义的价值言说符码。对于人性的表现，梁实秋坚持诗是人类活动的模仿，应以人的动作为中心，主张“人性的表现不在其静止的状态里，而在其活动的状态里。诗要模仿人性，所以不能不模仿人类的动作。动作者可以是物质实体的动作，也可以是精神心灵的动作。因此人的动作乃诗的灵魂”。
站在理性人性的价值立场，梁实秋重视诗歌内容，始终以善作为诗歌批评的最高目标。声称对于一首诗，“我们不仅欣赏其文学的声调音韵之美，结构的波澜起伏之妙，描写的细腻绚烂之致，我们还要体会其中的思想、理论、宗旨”，强调诗歌通过描写人类共有的常态的情感与普遍常态的人性达到对人生进行指导的道德教化，以实现其伦理实践价值。由此，他要求诗人应“生活而非生存”，摒弃名利，体验与品尝人生的趣味和甘辛，并以强健的理性，在适当距离下凝视现实，表现健全常态的人性，反对片面追求诗歌的音乐美与绘画美等形式因素。他说：“凡是伟大的文学必是美的，而同时也必是道德的”，认为诗歌里的音乐美与绘画美是有“限度”的，只是一种点缀与技巧。批评现代派诗人“不加限制”地应用图画与音乐的艺术，是诗歌的堕落。显然，梁实秋这种普遍人性人情的审美价值取向，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存在着思想认识上的明显矛盾与缺失，但对于左翼文学的普遍政治化倾向和现代派诗歌的形式化流俗不失为有益的纠偏与补充。
三、贵族化的审美趣味
以西方新古典主义文艺思想为参照，梁实秋对新诗创作中的浪漫主义与非诗化倾向进行批评，提倡一种理智优雅的诗歌审美规范。认为诗是贵族的，而不是低俗的“民众化”的东西，诗歌绝不能建设在真实普遍的人生上面，应站在社会的边上，创造“诗的艺术、诗的想象、诗的情感”，反对新诗理论与创作中的通俗化大众化倾向。
从永恒普遍的人性判断标准出发，梁实秋对“五四”新诗创作中对题材、情感的质地不加理性选择的恣意纵情倾向进行清算。批评浪漫派表现自我和人生派描写人民疾苦的诗歌对情感质地不加节制，导致诗歌失去了应有的精神与气质。坚持诗作为贵族化文体应恪守理性与纪律，认为情感与想象都必须经过节制，向理性低首，只有“这种状态下所表现出的人性是最标准的；在这标准之下所创作出来的文学才是有永久价值的文学”。因此，他提出以形式上的格律和题材的适当，抵制绝对自由所造成的形式的杂沓和情绪混乱，使诗的情感表现做到质的纯正与量的有度，从而实现和谐的审美理想。片面的极端化认识中，表现出对“五四”抒情传统及其平民化审美趣味的有力反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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