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8期
中国当代文学的后现代走向
作者：肖丽君
关键词：中国文学 后现代 走向
美国著名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消费社会》一文中认为，后现代主义有两个最显著的特征：第一，“大部分后现代主义都是作为对高级现代主义的既有形式，对占据大学、博物馆、美术馆以及基金会等这样或那样的主导性的高级现代主义的刻意反动。”第二，是“一些主要边界或分野的消失，最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的高雅文化和所谓的大众文化或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的消弭。”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全球性的文化思潮，它虽然源自西方，但对于中国的文学界及其理论界，同样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文学实践上看，中国文学同样走着一条由现代而后现代的道路。这一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一阶段都有其显著的标志。
一、灵光的丧失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俗文学开始登上文学殿堂。俗文学在上世纪的兴起有两个显著的标志：一是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的兴盛，二是王朔等人把文学作为调侃的情感发泄。一九八一年花城出版社出版了梁羽生的《萍踪侠影》后，其他出版社争相效仿，形成了一股武侠小说热，其中尤以金庸的武侠小说最受欢迎。据统计，金庸在大陆的读者数以亿计。但理论界的认可却是在十年之后。一九八六年，红学家冯其庸首先把研究金庸小说称为“金学”。一九九一年大陆研究金学的专著开始出现。陈墨出版了金学研究的专著《金庸小说赏析》，对金氏十五种小说逐部评介、赏析，并把它与《红楼梦》相提并论。一九九四年，金庸被北京大学授予名誉教授，同年，三联书店推出《金庸作品集》。一九九四年，王一川等重排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师的座次，把金庸排在小说家系列的第四位。严家炎先生在北大中文系开设金庸武侠小说研究的选修课。一九九六年，《中国社会科学》和《文学评论》先后发表有关金庸研究的长篇学术论文，《通俗文学评论》一九九七年第一期推出了金庸研究专刊，一九九七年六月杭州大学金庸研究中心召开了“金庸学术研讨会”，一九九九年三月，金庸被浙江大学聘为文学院院长、教授。二零零五年金庸的作品被选入中学课本。金庸在世纪末的迅速走红说明了通俗文学在中国受到青睐。通俗文学以其情节和娱乐性赢得了读者，它不需要读者太多的文学修养和用心的解读，而以其轻松与愉悦给人们带来休闲与消遣。在俗文学兴盛的同时，纯文学却在淡出。以《诗刊》为例，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发行量曾达到七十万册，而现在要靠国家补贴才能维持。《人民文学》的发行量才五六万册，其他文学刊物的发行量有的是几千册，有的甚至才一两千册，很多刊物都在生存的压力下或倒闭，或改换门庭。桂冠“诗人”们也耐不住寂寞，或经商，或改行。文学（至少是传统的文学）留给自己和读者的只是一个美好的回忆。对于传统文学在今天的遭遇，业内人士不无叹息。但文学还是文学，只不过走出了象牙塔，由雅及俗，更加走近了大众。尽管市场已经在文学的雅俗之间作出了抉择，但在学界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金庸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辞去院长、博导一职，入选金庸作品的中学教材被叫停，金庸本人也以八十一岁高龄到剑桥大学读博，这些似乎也说明了“金大侠”也迫于舆论千方百计地要脱“俗”。至于王朔则干脆声称文学创作是“码字”，“我是流氓我怕谁？”王朔曾坦言自己的作品即便什么意义也看不出，“起码也让你看一乐儿”。一九八八年，王朔的四部作品《轮回》《顽主》《大喘气》《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上了银幕，所以有人称那年为“王朔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王朔参与创作的《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再一次获得巨大成功。王朔毫不掩饰自己对商业性“成功”的向往，他说：“我写小说就是要拿它当敲门砖，要通过它过体面的生活，目的与名利是不可分的……我个人追求体面的社会地位、追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如果说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以现代人的情感演绎传统文化以及侠义情怀，那么王朔则是从商业文化角度解构严肃文学的价值取向，一改传统文学温文尔雅的姿态，而把文学视为“为钱而干的缪斯”（波德莱尔语）。
二、躯体的狂欢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要有经济效益，首先得吸引读者的眼球，才能掏读者的腰包。于是乎，文学对人的描写从形而上走向形而下、从上半身滑向下半身，身体的欲望与快感需求不断升温。诞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于八十年代初传入中国，随即掀起了一股女性主义文学的高潮。进入九十年代后，特别是一九九五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女性主义文学创作迅速升温，性别意识大面积苏醒，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女性狂欢节”和“女性性高潮体验”，崛起了林白、陈染、徐小斌、海男、徐坤等女作家，接着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新潮“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妓女文学”、“写真集”，一时间，卫慧、棉棉、竹影青瞳竞相登场。甚至于葛红兵这样的男性学者也加入身体写作的行列。“身体写作”俨然成了一道重要的文学景观。在这场身体写作的大潮中，二零零零年《下半身》杂志应运而生。春风文艺出版社策划了“阅读身体系列”丛书。针对这一文化现象，《文学评论》编辑部、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重点学科、《文学前沿》编辑部于二零零四年四月十日在北京紫玉饭店联合主办了“身体写作与消费时代的文化症状”学术讨论会。
伊格尔顿指出：“对于肉体重要性的重新发现已经成为新近的激进思想所取得的最可宝贵的成就之一。”深受理性压抑之苦的现代人呼唤感性，“身体”的突围成了一场“系统的冲动造反，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欲求的本能反抗精神诸神的革命”。肉身似乎成了人们活着的惟一证据，所有身体上的问题即生活的问题。一批女性作家接受了埃莱娜·西苏“书写身体吧，女人”的号召，推演了文学的“肉身化”叙事进程。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身体写作”似乎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具冲击力的“革命”先锋。在七十年代出生的所谓“美女作家”的小说里，酗酒、吸毒、纵欲、手淫、追求性高潮快感、泡酒吧、进舞厅……成为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在她们那里，文学即生活。如棉棉的《糖》像日记一样记录着“我”的酗酒吸毒、与众多不同男人性交的经历。寻求生存的刺激不仅成为生存的全部内容。这种写作方式正如拉斯奇所批评的：“对内心生活的记录成了漫不经心的对内心生活的滑稽模仿。这样一种貌似探索内心世界的文学体裁事实上恰恰表明内心生活是最不必认真对待的。……探索内心世界的历程最终发现的只是一片空白。作者再也看不到生活在自己意识中的反映。相反，他把世界，甚至世界的空虚，看做是自身的投影。在记录他的‘内心’体验时，他并不力图对某一和具有代表性的现实场景做一客观记叙，而是诱使别人给他以注意、赞许及同情，并靠这些来支撑他摇摇欲坠的自我形象。”在当下女性“身体写作”的作品里，女性的性欲、生育、流产等生命经验，被许多女性作家们不厌其烦地描写，显然她们把“身体”当作了功能器官，一个生理的躯壳，沉浸于“一个人的战争”与“私人生活”的私人性表达。女性作家的“身体写作”原本是对父权制文化统治下女性“无史”、“缺席”的抗争与反叛，是对男性话语霸权的颠覆和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严格意义上的女性“身体写作”与女性主义理论密切相关。按照西美尔的说法，女性“更倾向于献身日常要求，更关注纯粹个人的生活”，其献身总是指向生命的具体性，而不像男人那样，指向某种纯粹客观的东西或是抽象的观念。在身体感觉的性别差异上，男人身体的性别感是一种行为，需要女人才能实现；性别感在女人却是自己的身体本身，原则上不需要男人就可以实现自身，“在女人自身中就已经包含了性的生活”。埃莱娜·西苏指出：“写作乃是一个生命与拯救的问题。写作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伸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写作是一个终人之一生一刻也不放弃对生命的观照的问题。”埃莱娜·西苏说：“妇女的身体带着一千零一个通向激情的门槛，一旦她通过粉碎枷锁，摆脱监视而让它明确表达出四通八达贯穿全身的丰富含义时，就将让陈旧的、一成不变的母语以多种语言发出回响”；“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事实上，她通过身体将自己的想法物质化了；她用自己的肉体表达自己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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