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徘徊于法律与伦理之间
作者：张本一
关键词：元公案杂剧 包公 法律 伦理
元代是一个民族矛盾比较突出，吏治相对松弛，而思想禁锢又不甚严密的历史时期，因而也是俗文学中能够直接反映民众意识，具有强烈政治批判意义及教化功能的公案杂剧繁兴的时期。公案剧占《录鬼簿》中所载元杂剧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仅包公戏就有二十余种，几占公案剧的半数，今存有十一种：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的《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武汉臣的《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李潜夫的《包待制智勘灰栏记》，曾瑞卿的《王月英月下留鞋》，无名氏的《玎玎当当盆儿鬼》、《神奴儿大闹开封府》、《鲠直张千替杀妻》（下文均用简称）。
元代的包公故事多由书会才人根据民间传说敷衍而成，“其事多忠、孝、节、义，足以动人；其词直质，虽妇孺亦能解；其言慷慨，血气为之动荡。”（清焦循《花部农谭·序》）那一桩桩推说是发生在前朝的公案故事，恰是元代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剧中的包公一方面要正视那个时代的律令条格，一方面还要面对强大的封建纲常伦理，前者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并且经常被诸多因素不断地扭曲甚至颠覆；而后者则被认为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理，不容亵渎。在法律与伦理常相龃龉的特殊时代，包公是如何折狱的呢？尽管上述公案剧情节各异，人物不同，但包公的态度却是明确而坚定的：站在善良无辜的一方，毅然地超越法律，选择伦理。
剧中的包公并非十足的执法者。最典型的公案是由权豪势要们制造出来的一起起冤狱，这类人物的典型代表则是由净、丑来扮演的“衙内”。他们的上场独白直剖心性，如《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上场即云：“花花太岁为第一，浪子丧门世无对。闻着名儿脑也疼，则我是有权有势刘衙内。”“我是那权豪势要之家，累代簪缨之子，打死人不要偿命，如同房檐上揭一个瓦。”其他几个剧作中也有类似的表白，打杀平人“如同捏死苍蝇相似”，“捏烂柿子一般”，“动不动挑人眼，剔人骨，剥人皮”。他们恣意横行，草菅人命。《陈州粜米》中的小衙内营私舞弊，克夺饱受饥荒的平民百姓钱粮，用皇帝赐予的紫金锤击杀据理力争的平民。《蝴蝶梦》中的皇亲葛彪骑马闲游，平人王老汉无意撞其马首，竟被打死。公案剧中还有两夺人妻却毫无廉耻的鲁斋郎（《鲁斋郎》），有白拿秀才郭成的传家宝生金阁，又强占其妻的庞衙内，不仅如此，还将同情此遭遇的庞家嬷嬷投入井中，并铡死郭成（《生金阁》）。他们肆意淫恶，目无法律。依据封建伦理，“淫”被视为万恶之首，而杀人是要偿命的。可在元代，就是一般的蒙古人殴杀汉人也不会犯死罪，《元史·刑法志》“伤害”条说：“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断罪出征，并令征烧埋银。”《元典章》中规定，被称为“怯薛歹”的蒙古侍卫亲军所行之处，地方都要安顿接待，且殴打汉人不许还报。《通制条格》卷二十八“杀令”条亦云：“如蒙古人殴打汉儿，不得还报，指言见证，于所在官司，如有违反之人，严行断罪。”据《元史·刑法志》“奸非”条，“强奸有夫之妇人者处死。”然而，“诸主奸奴妻者，不坐。”职官与部民或倡优妻奸，是不犯死罪的。此外，元代法律还将历史上的“八议”作为重要条款，也就是皇帝的亲近故旧，有大功德才干及重臣等八种人物，若犯死罪，则要由皇帝裁决，这远较金代为宽容，并且“议亲”一项规定得也比较宽泛，“谓皇帝袒免以上亲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缌麻以上亲，皇后小功以上亲。”这些正是权豪势要们恣意妄为的法律依据。翻检元史，元代的国戚重臣，有大功勋者，其构成主体无非就是以弓马夺天下的蒙古族上层、色目商人、西蕃僧侣以及少数的汉人世侯。世祖朝的权奸阿合马，恶贯满盈，但却不是死于王法；燕铁木儿在武宗朝就已握有兵权，历泰定帝和文宗朝，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竟然娶泰定帝后为夫人，“尚宗室之女四十人，或有交礼三日遽遣归者，而后房充斥不能尽识”，最后是“荒淫日甚，体羸溺血而甍”；顺帝朝的奸臣哈麻，阴进西天僧以媚帝，不过是“广取女好，惟淫戏是乐，君臣宣淫”。《元史·赵璧传》中涉及到河南刘万户及其党羽的罪孽，“贪淫暴戾，郡中婚嫁，必先赂之，得所请而后行，咸呼之为翁。其党董主簿，尤恃势为虐，强取民女有色者三十余人。”他们正是元杂剧中权豪势要形象的生活原型。依照现实的法律，他们是不会因淫行或人命案而被判死刑的，甚至连丝毫的罪罚也没有。然而，剧中的包公却将他们推上了断头台，应和了那个时代人民正义的呼唤声：“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使不着国戚皇亲，金枝玉叶；便是他龙孙帝子，打杀人要吃官司”（《蝴蝶梦》）。可伦理的回归，正义的伸张的确来之不易，它需要下层人民赋予包公许多的智慧，因而“智斩”、“智赚”、“智勘”自然而然地便成了这类剧作题目中的关键词。
在《陈州粜米》中，包公乔装成了乞丐模样的老汉，赚得小衙内及其妹婿杨金吾当掉御赐的紫金锤，嫖妓买酒的事实，因紫金锤上恰有御书图号，因此也就有了将其正法的足够理由：“你死也该，谁着你金锤当酒来。”《鲁斋郎》中的包公则是个古道热肠的忍者，他相继收容了两个被迫害家庭的儿女，并将他们抚养成人，在忍耐与等待十五年后方才对作恶的鲁斋郎的罪行进行惩罚。他将恶人以“鱼齐即”的名字奏上，问斩之后，再添加笔画改为鲁斋郎，这文字的游戏却使皇帝惊问此案时抓不到任何把柄。《生金阁》中的包公则靠江湖义气，邀请罪大恶极的庞衙内喝酒，并拿出自己的所谓稀世珍宝给他看，拉近距离，直到衙内认为包公与自己已是“一家一计”，口中便不知不觉抖落出犯罪事实，又迷迷糊糊地在认罪书上画了字，包公才将其押赴市曹斩首。
与上述情况相反的情况则是依法当死而据理则活的狱判。如关汉卿笔下的那个打死皇亲葛彪的贫人王老汉之子，依法律无论如何是没有活路的，并且这也是包公裁断的结果。然而他却是为父复仇所致，是传统孝道使然，正如王母所唱：“你合死呵今朝便当死，虽也是杀人公事，也落个孝顺名儿。”加以王母宁舍亲子而保全养子的义举深深地震撼了包公，所以他选择了一个该判死罪的盗马贼于临决之时作了替换。似乎这还不足以彰显为父复仇的孝道和王母的义举，包公竟然如此下断：“你本是龙袖娇民，堪可为报国贤臣。大儿去随朝勾当，第二的冠带荣身，石和作中牟县令，母亲封贤德夫人。”（《蝴蝶梦》）《替杀妻》中的屠户张千与某员外结义为兄弟，员外外出讨债，而其妻则意欲勾引张千行苟且之事，遭到拒绝。后员外回家，妻子又以接风为由灌醉员外，并趁机向张千求欢，张千激于义而杀死了员外妻，逃往开封府作了衙役。可当义兄被当作杀人犯而押赴开封府时，不忍义兄受刑，挺身自首。这样合于纲常伦理的行为同样打动了包公，在勘断实情后，设法免除了张千的死罪。
正因为包公常常超越法律而选择伦理，难免得罪枉法的权贵，所以元代戏台上的包公心理上总不免带着疑虑和惶惑。《勘头巾》中的清官张鼎曾有如此感叹：“全不论清正廉直，倒不如懵懂愚痴，为别人受怕担惊，没来由废寝忘食。”包公因斩了刘衙内、鲁斋郎、葛监军等人，与权贵们结下了冤仇，“剩吃了些众人每毒咒”，也发出了同样的叹息声，“把那为官事都参透”，“从今后不干己事休开口，我则索会尽人间只点头，倒大来优游”。他脑海中时常浮现出因执着追求天理正义而下场可悲的历史人物：“有一个楚屈原在江上死，有一个关龙逢刀下休，有一个纣比干曾将心剖，有一个未央宫屈斩了韩侯……我是个漏网鱼，怎敢再吞钩？不如及早归山去，我则怕为官不到头，枉了也干求。”包公面对肆意横行的权贵，经常谨小慎微。他明知小衙内、杨金吾犯了欺君之罪和人命案，又遇到了前来告状的受害者，尽晓案情，但当范学士让他去陈州考察官吏时，他当着刘衙内的面却坚意不去，可私下里他却让告状的贫人速离开封府，自己马上就到。当范学士给了他势剑金牌，可先斩后奏时他才成行（《陈州粜米》）。面对权贵他有时甚至有无可奈何之感，《后庭花》一剧演述得十分清楚。赵廉访使夫人因妒忌皇帝送给的婢女翠鸾的容貌，唆使下人王庆杀死其母女二人，引发了连串人命案。廉访使不见二人，隐约感到了其中的暗昧，他令包公三日内问成此案，并明白告知：“你与我仔细究问，多因是我夫人做下违条犯法也。”包公是不敢让廉访使夫人带锁披枷的，“你侯门深似海，利害有天来大，则这包龙头怕也不怕？老夫怎敢共夫人做两事家？”毕竟他手中的势剑铜牌是廉访使大人赐予的。包公在此剧中只是精察案狱的来龙去脉，最后的判决则交由廉访使主持，动手杀人的案犯被处决，而罪魁祸首，作为教唆者的廉访使夫人则万事大吉，依然逍遥法外。秉持天理的包公又有什么办法呢？这分明是那个时代特权人物能自由穿越恢恢法网的真实写照，而不同于所谓“智斩”那样的幽隐曲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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