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艰难时世的跋涉者
作者：梁婷婷
关键词：“零余者情绪” 经济困窘 “爱的缺失”进取姿态
“露骨的真率”和忧郁的气质，使郁达夫成为“五四”文学史上“张扬个性”的先驱者，他自叙传式的创作理念不断地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印证。这不仅体现在《沉沦》《银灰色的死》《春风沉醉的晚上》等名标于世的小说中，他独特的人生经历、心理感受和情感经验在其散文创作、尤其是前期散文创作中，得到了更真实更深刻的表现。在交织着身世之怜、处世之难的多重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茕茕前行的跋涉者。
一
在郁达夫前期的作品中，寻不到“快乐的影子”，唯觉“灰暗的阴惨的悲苦的沉痛的调子”交织各处①。他所特有的感伤与哀婉的情感基调以一种对生存之苦的执著表现弥漫在字里行间。以生存惶惑、生理苦闷的自我袒露为表现命题，郁达夫在创作中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时代新声。这种种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表露，是对于行将就木的传统的背反和冲击，也是对萌动中的时代精神的敏感把捉和艺术彰显。
从《还乡记》《还乡后记》到《一个人在途中》《零余者》，再到《海上通信》《北国的微音》，郁达夫就像一个羁旅途中的独语者，满怀感伤地踽踽独行。在情与景交织、复沓的结构中，“幽幽”地诉说着一个“零余者”的悲切。这悲切中充斥的是“女人、酒、烟以及眼泪” ②。当时的郁达夫留学归国不久，在异国就遭受屈辱，归国后又希望破灭，再加上创痍满目、贫弱不堪的时境，更添了郁达夫只身回乡的悲凉心绪。他在《还乡记》中这样感叹：“论才论貌在中国的二万万男子中间，我也不一定说是最下流的人，何以我会变成这样的孤苦呢？我前世犯了什么罪来，我生在什么星的底下，我难道真没有享受快乐的资格么？我不能信的，我不能信的。”这样想着，他仿佛看见了一位美妙的女郎来送行。当一个十七八岁、手提沉重的皮箱的女学生走近他时，他不知不觉地伸出手想为她代拿。女学生张开黑晶晶的两只大眼诧异地看了他一眼。顿时他如同将睡的人受了电击一般，低下头匆匆逃离，并在心里谢罪道：“我错了，我昏了，好妹妹，请不要动怒，我不是坏人，我不是车站上的小窃，不过我的想象力太强，我把你当作了我的想象中的人物，所以得罪了你。”侵袭郁达夫的是一种不可名状的敏感和自卑，与他先前的自叹形成鲜明的对比，强烈的自尊转化为一种强烈的自卑。这种反差与矛盾正是郁达夫心性中的悖论。还乡途中看见的桑树影下，农妇一家笑乐的美满团叙图、旅馆隔壁男女的挑逗吵闹声、饭馆炊妇的怜惜……这些都变成了对郁达夫身世处境（流离颠沛、亲人分离）的极大嘲弄，总会无端地激起他万千的哀感与身世之悲。
“我是一个有妻不能爱，有子不能抚的无能力者，在人生战斗场上的惨败者。现在是在逃亡的途中的行路病者”（《还乡记》）。祖国的贫弱，命运的不济，生活的重负时时触动了郁达夫敏感的神经，转而陷入一种浓厚的忧郁和悲苦的自叹中。郁达夫觉得“人生一切都是虚幻，真真实在的，只有你（指郭沫若，笔者按）说的‘凄切的孤单’，倒是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得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北国的微音》）。于是，他漂泊旅途，独步城外，面对“残冬的日影”、“清溪断壁”，在散文中玩味这种“凄切的孤单”，甚至嗜之成瘾，倾心并享受着这种颓废的悲哀和感伤的甜蜜。郁达夫称这种“玩味孤单”是“绝好最美的创造”（《北国的微音》），它不是故作颓废和“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刻意营造，而是源于真实体验的推动，源于其内在的心理诉求。
二
郁达夫早期散文执著于用感伤的笔调抒写“弱者（或说是零余者）情绪”，这与郁达夫生存体验中不可忽视的经济困窘与“爱的缺失” ③密切相关。它们一起制约着物质与精神层面的需求，并导致了双重匮乏，共同铸造了郁达夫人生命题中“生的苦闷”。儿时的回忆，尽是些空洞，“我所体验到的最初的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在紧逼着我”（《悲剧的出生》，自传之一）。孤儿寡母的贫困境遇，使他早早地体会到贫富悬殊的不公。年幼的郁达夫要买一双皮鞋，为筹集学费已费尽苦心的母亲为了不让儿子伤心，就带着他到大洋广货店赊皮鞋。起初还百般客气、殷勤服务的掌柜听说要赊欠，立刻白眼相向，甚至板起脸说起讽刺话来，只见“母亲涨红了脸，眼睛也湿润了”。面对这一切的郁达夫心里发酸，当母亲要典当衣物买鞋时，他“拉着母亲的一角，跪在地上边哭边喊着：‘娘，娘，你别去了，我不要买鞋了’”（《书塾与学堂》，自传之三）。这件事给郁达夫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并与童年的种种记忆一起，极大地影响着他的个性气质。早年生活中的经济困窘所带来的精神痛苦与压迫并未淡化在记忆中，反而以一种不易觉察的因素渗透于郁达夫的“人格心理机制并构成其生命意识的底色” ④。郁达夫始终没有摆脱这样一种经济困窘：中学时选择了上学膳费比较便宜的嘉兴府中；出国留日期间，尽了必死的努力考入了官费学校，后来“贫贱夫妻百事哀”的家庭纠葛也不能不受制于经济窘迫的严酷现实。经济的困窘，使郁达夫“东奔西走为饥饿所驱使，竟成了一个贩卖知识的商人” ⑤。
“贫穷，对某一个阶层的人来说首先表现为经济上的压迫，它制约、规定、扭曲着个人、家庭和社会地位，从表面上它指向物质生活条件和环境，并由人的肉体接受和承担，然而它却无孔不入无所不在地渗入、压迫和刺痛着人的精神和灵魂。” ⑥郁达夫自己的话，正好注解了经济窘迫之于郁达夫的巨大影响。他在作品中不时地表现出对于贫穷的悲哀和顾虑：“一生没有使我安易过的那个鬼，就是穷鬼，贫，却是没有法子可以驱逐的了，我死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这‘贫’这‘穷’恐怕在我死后，还要纠缠着我，使我不能在九泉之下瞑目，因为孤儿寡妇，没有钱也是养不活的。”（《沧州日记》十月十一日星期二）在《还乡记》中，他痛苦地自嘲着十几年留洋学而无术，反而没有能力养老婆孩子，“读书学术，到头来还是归到乡间去啮你祖宗的积聚！”经济对生活的钳制让郁达夫进一步走向逆反的心态，即对金钱的放纵和鄙视。“‘横竖是不够的，节省这几个钱，又什么意思，还是吃罢！’一个欲望满足了的时候，第二个欲望马上要起来的。……‘人生是现在一刻的连续，现在能够满足，不就好了么？一刻之后的事情，又何必去想它，明天明年的事情，更可丢在脑后了’。”怀着一种自暴自弃的念头，他任性地消耗着微薄的余钱以获得暂时性的快乐和满足，甚至于用反常的报复行为来找回自己在金钱面前丢失的尊严：“这是我的脾气，借此也可以满足满足我对金钱复仇的心思，有时候我真有用了全身的气力，拼死蹂践它们的举动。”（《还乡记》）
三
如果说经济的窘迫更多的是从现实生活层面扭曲着郁达夫的身心，那么爱的缺失则直指其精神诉求的失落。郁达夫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深沉的社会忧患意识。每每喟叹于民不聊生、如同牢狱般的社会现状时，总会为自己只空捏了拳头，“滴几滴悲壮的旁观者的哑泪”⑦而自责不已。而后期身体力行援助革命的行为以及最终遇害，恰是其爱国情感的最高表达。然而，反观祖国、社会给郁达夫带来的又是什么呢？十余年留洋生活忍受了作为弱国子民的身心屈辱。在他带着希望回国后，国内时局的混乱、同胞间的互戕却使他陷入更深的失望，这构成了他第一重爱的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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