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小资情调：革命叙事中的凄美爱情

作者：方　正　叶　君

　　
　　结婚以后，慧秀身子软弱，变得很娇惯，她一步也离不开大秋。现在她活像一个孩子了，又贪睡，每逢半夜以后，大秋警觉地醒来，叫她推她，她还是撒迷怔，及至走到道沟里了，走到野地里来了，大秋走在前头，她走在后头，她还是眯着眼小声嚷脚痛、腿痛，大秋就拉着她走。
　　
　　由此可看出，我们力图赋予这个女人的所有庄严与崇高又被作家关于她婚后情形的描写所消解。慧秀在小说中的总体形象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并充分享受爱情的女性。说她有些“小资”的确是一种合乎实际的判断。让人可以分明感觉到的是，小说中的革命和爱情并没有融为一体，革命是革命、爱情是爱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革命成了爱情的陪衬。这个主旨有些飘忽的作品，在今天的阅读背景下，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也许只是一个女尼凄美而最终获得美满的爱情故事。只不过它没有充分展开就被作家那似乎强加的革命叙事给生生冲淡了。
　　那么，我们要追问的是一九四五年底从延安回到冀中的孙犁，何以在次年三月写出这样一个歧义丛生的故事，塑造出这样一个与主流价值取向如此悬殊的女性形象？在这里我们想做出一个似乎有些大胆的解释，那便是慧秀的塑造在某种意义上是孙犁在延安那被潜在压抑的知识分子个性的一次总释放。这篇小说的不合时宜性是显然的，它后来的命运似乎在诞生的那一刻便已经注定。事实上，回到冀中后最先发表的《碑》同样也因为“小资”问题而备受指责。
　　小说《钟》的一些“本事”，在某种意义上是这一结论的有力佐证，它们给人的启示同样意味深长。这篇在孙犁研究中一直很少深入论及的作品写于一九四六年三月，而延搁至一九四九年才发表在第六期的《文艺劳动》上。其中的一些委曲我们从一九四六年孙犁致康濯的几封信中似乎可以略见端倪。为此文的发表孙犁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六日专门写信给康濯，主要内容是：“兹托张庚同志带去《钟》一篇，你看看是否可找地方发表，并来信提些意见。自觉其中小资情绪浓厚，不过既然产生，也有珍惜之念罢了。”在收录此信的《孙犁文集·续编三》（百花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里，编者就“小资情绪”作注，解释为：“‘小资情绪’即小资产阶级情绪。当时曾有人片面地批评孙犁的作品有‘小资情绪’，这种批评显然不妥，有点‘左’的味道，孙犁同志自己也是不以为然的。”编者显然是处于一种新的时代氛围中来看待孙犁当时的态度的，如果据此就认为孙犁对“小资情绪”的批评不以为然，我们认为缺乏说服力。这里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是，孙犁写出此文之后便已经自觉它的不合时宜性，但还是想发表，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文章的“珍惜之念”，另一方面我认为是对自己真实内心的一种坚守。他后来多次谈到自己对文章的“自珍之癖”，写好之后一般不愿修改，更不愿他人随便修改。康濯对《钟》的看法，因为缺乏资料不得而知；但孙犁一九四六年九月一日再次致信给他谈到：“《钟》一篇不发表最好。但我又把它改了一次，小尼姑换成了一个流离失所寄居庙宇的妇女，徒弟改为女儿。此外删掉了一些伤感，剔除了一些‘怨女征夫’的味道。我还 想寄给你看看。”从中我们可以推知，康濯或许也对此文的发表持善意劝阻的态度，而理由也许就是其中的“伤感”和“哀怨”都有违主流的革命叙事规范。孙犁就此修改后的文本是个什么样子，因缺乏材料同样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小说文本是没有进行如是修改的。孙犁那自我固守的一面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一九四八年《冀中导报》对孙犁的批判，还只是一次言不及义的警醒的话；那么，在某种意义上《钟》的发表直接招致了主流意识形态对其“小资情调”的总清算。一九五一年十月六日《光明日报》再次以整版篇幅对孙犁展开批判，《钟》是主要靶子之一。批判者对其创作表现出的主要“遗憾”就是“依据小资产阶级的观点、趣味，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基于一种主流的价值立场，他们对小说《钟》的主题和慧秀的形象塑造表现出极大的失望和不满。他们认为在慧秀身上“反映出两个社会的强烈对比，歌颂共产党八路军的解放事业。这原是有意义的主题”，但“作者所渲染的慧秀性格，却是分裂的，是依据小资产阶级所倾心向往的女性而塑造的”，由此慧秀“就是这样有着无产阶级反抗精神，革命行动和小资产阶级情趣姿态的混合物” ^②。今天看来，当时那些掌握了话语霸权、俨然真理在握的批判者对作家创作所做出的基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硬性规约，近乎荒谬不值一驳。但他们对小说人物慧秀的解读，在某种意义也是对孙犁身上所具有的主体间性的解读。换言之， 他们不无夸张地看出了孙犁的“中间性”。
　　《钟》发表后分别收入一九五零年十二月三联书店版和一九五四年十月作家出版社版的《采蒲 台》、一九五八年四月中国青年出版社版的《白洋淀纪事》以及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的《村歌》等集子中。孙犁似乎并没有太在意他人的批判。但有意思的是，《白洋淀纪事》一九七八年重印时，孙犁却“遵照编辑部的建议”抽掉了《钟》等三篇文章。编辑部排斥这篇小说的理由是，其男主人公大秋“有些自私”，而不再是慧秀的形象塑造问题了。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变化。文革结束之后在一种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之下，人们似乎读出了大秋身上所存在的人性缺陷，而表现在一个革命者身上似乎是让人难以接受的。时代的变迁几乎彻底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体验。而从这种悄然变化的价值判断中，让我们在一种别样的时代氛围中从大秋身上一样可以感受到孙犁塑造革命者的不彻底性。大秋在新的阅读体验中一样变成 了有争议的人物，从他身上同样可以看出孙犁的主体间性特征。孙犁说，“至于《钟》的男主人公，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自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怎样做呢？” ^③由此我们似乎可以看出孙犁对待笔下人物的一贯立场，他力图彰显笔下人物作为普通人的特性，而相对较少关注他们的政治身份和阶级立场。这种观照人物的方式，显然与当时主流革命叙事规范之间存在裂隙。因而，无论是乡村女尼慧秀还是革命领导者大秋，他们的混合性格和人性缺陷，在某种意义上都是表征这种裂隙的症候。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方正，湖北浠水人，湖北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叶君，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博士后。
　　
　　① 洪武奇．服从与偏离——孙犁解放区时期小说婚恋主题探析[Ｊ]．江淮论坛，１９９９（６）．
　　② 林志浩，张炳炎．对孙犁创作的意见[Ｎ]．光明日报，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６日．
　　③ 孙犁．文学和生活的路——同《文艺报》记者谈话[Ｊ]．文艺报，１９８０年（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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