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王朔作品市场文化品性的变更意义
作者：王光华
关键词：王朔 小说 品性 价值 意义
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经历、体验“商业化文明”的冲击和勃兴，曾经乡村型文化通过人们日常生活习俗、审美爱好，语言、服饰等在都市、乡村体现，如今环绕在人们周遭的早已是城市的表象和都市文明气息，乡村在经济文化上逐渐被边缘化、矮化，并仍在持续。在这都市和乡村商业化、市场化变革的过程中，城市工业文明在无情地消解着个体的完整性，取消了人们有效把握外部世界的能力，也模糊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使人们产生了一些阶段性的迷惘和阵痛：“我夜游神一般走向咖啡馆／踏进别人的脚印／在充满暧昧的广告栏下／这些脚印不断地踩住了自己／以至在孤独了两分钟后／我只得回到友人的身边／用迷蒙的眼光重新审视／杯中酒沫和一些零碎的感情①。这和尼采对十九世纪末欧洲文化传统受到商业文明的冲击的描绘一样：“维系着当代和谐和持久意义的纽带”，“与大地相联结的生命纽带”，“不可剥夺的天性”已经断裂，“报纸（取代了每天的祈祷）、铁路、电报，以及大量不同兴趣的高度集中，逼使人的灵魂强硬而又多变” ②。
当然，城市商业文明在消融既有的一切的同时，又以其巨大的包容性通过兼收并蓄，不断熔铸着新型文化。虽然这种种新型文化尚需要时间及思想的磨洗。与旧文化的不同在于“旧的文化概念是以连续性为根据的，现代文化的概念则建立在多变性的基础上；旧文化概念推崇传统，当代的思想却是兼收并蓄” ③。商业性文化包含的消费消遣特征，使之成为人们欲求的文化消遣对象，改变了既有文化原有的特质，也使新型文化花开花谢，春去春又回。
文学正在这种时代背景下也就扩展了它的消遣性，迦达墨尔认为新的文化消费方式依据于更“基本的人的经验”，即“游戏，象征，节目”这些传统的娱乐活动形式④，而在商业社会包装成的娱乐性文学是以不怎么干预实际生活的方式释放情感的一种形式，整合拼接，精心装饰，不求“清水出芙蓉”，但求耀人之眼目，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满足快感经验为精神内涵和“兼收并蓄”的混合文化。当初王朔的小说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孕育的一种文学现象，并由此产生一种时代意义。王朔其人其小说曾经轰动一时，正和琼瑶、三毛等文学明星一样，被包装、推销，声誉鹊起，如日中天，不久便如明日黄花，销声匿迹。“明星作家”也和市场相互选择配合，特别是文学也以广告以及大众传媒使以前那种体现个人独特标志的文学创作活动，已转化为社会性的群体行为，包括雅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的鸿沟也被逐渐缝合模糊。
文学作品一旦成为商品，读者自然便成了裁决作品的上帝。时代的变革，在整个文化市场，受众的地位被逐渐突出强调，创作者和受众的主体性发生了倒置。受众成为文学创作最不能忽视的因素之一，所以当时王朔对自己的创作一再声明，文人无非是用笔写字，编出些故事取悦百姓。“我的小说有些是冲着某类读者去的。……《顽主》这一类就冲着跟我趣味一样的城市青年去的，男的为主。《永失我爱》，《过把瘾就死》，就奔着大一大二女生的……” ⑤王朔不仅抓住文学消费市场，并且主动明确地将商品规律引入文学创作，创作推销出一批批快餐式的畅销作品满足公众的即时性消费需求，当然真正“要给畅销书的思想或社会效益做普遍性的结论，或者概括畅销书在文学上的价值是荒诞不经的。从具体内容上看，畅销书很难进行划一的界说。有文化垃圾，也有一些畅销书堪称精品” ⑥。《我是你爸爸》当时既是畅销书也还是严肃文学中的精品。如此，和王朔一样，许多作家单一的审美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商业话语等混杂性语言，审美意识同时夹杂着社会性、商业性的意识，当然从一定意义上看，它是商业时代作家和作品生存的一种策略。对此王朔做得主动明确，比别人走得极端，本雅明说诗人波特莱尔是一个“同语言一起密谋策划的人，他在诗行里调遣词句，计算它们的功效，像密谋者在城市地图前分派暴动的人手”，今天高喊“为艺术而艺术”，明天却成为“艺术与功利不可分割”的鼓吹者⑦。商业时代作家对商品规律的反叛和认同的两重性，也是他们无法回避的实际处境。另外文化市场实际也包含了两重性，一是在一定的意义上市场需求促进了作品创作，而作品的创作又创造着对文学的新的市场需求。二是文学的市场需求实际十分复杂，具有很大的偶然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在内容要求上有健康的也有病态的，有利于发展的也有阻遏发展的，只是一味依照市场法则，不加选择地一味满足市场需求，就容易导致作家的主体性失落，也容易产生低级趣味的媚俗作品。这也是王朔和他的作品当时避之不及的。
二
从一九八四年创作《空中小姐》开始，王朔就是作为游离于“体制”外的个体文化人，以他的“顽主”系列在文坛崭露头角，此后文化市场的影视、新闻、出版一哄而上，掀起“王朔热”。于是王朔作为一个个体作家不仅仅以他独树一帜的作品所占据的位置显眼醒目，更在于他的作品以及大量的言论和行为，体现了一种独树一帜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作家郑万隆说：“很多人是靠出版一篇作品走红文坛，而王朔却是以一个人造成轰动效应。” ⑧他不同于传统知识分子喜好显示自己文化人的品性品味，他总是宣称自己是“俗人”，他对当时一些作家愤世嫉俗的情绪嗤之以鼻，反复宣称立足世俗的“潇洒”。这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前后，失落感弥漫于知识界，商品意识逐渐取代启蒙意识成为社会的基本话语，人文知识分子的激情希望和创造力正逐步消隐时，王朔和他的作品的出现就显得恰逢其时，也格外“耀眼夺目”。当时“对文化精英们来说，或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感觉到金钱的巨大压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意识到自身的无足轻重。此前那种先知先觉的导师心态，真理在手的优越感，以及因遭到政治迫害而产生的悲壮情怀，在商品流通中变得一钱不值。于是，现代中国的堂吉诃德们，最可想的结局很可能不只是因其离经叛道而遭受政治的处罚，而是因其‘道德’‘理想’与‘激情’而被市场所遗弃，代之而起叱咤风云的是‘躲避崇高’因而显得相当‘平民化’的顽主们” ⑨。
首先也最为关键的是王朔塑造的人物角色都是“非正面的”“非英雄”式的。这在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拉开以后，除了改革家活跃在改革事业舞台上，体现着“善”“大义”和“崇高”的价值追求外，另一阶层人物也出现在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的“前列”，他们是体现着“恶”“自私”和“卑鄙”的价值取向，其中就有王朔书写的“顽主”们。他们关心的改革开放不是政治的、历史的、社会的重大意义，而是能给他们提供怎样的空隙，怎样的便利以及在此中间获得多少个人财富。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个人的、利己的、享乐的和实用的。这是在市场经济打破曾经的“乌托邦”的理念幻想之后，在激发人的创造力、积极性的同时，也把“恶”的历史动力作用不可避免地激活了。它所带来的传统道德价值失落，使人们为之忧虑时，王朔却彻底地摆脱掉这种忧虑，他主动放弃了道德范畴的有限评价，并且以其放肆泼辣的笔墨描述了这一历史背景下的这一特殊社会层面，既独树一帜又具有相当的冲击力。相对于传统规范，这群都市浪子浪女的鲜为人知的放肆表演，他们骚动不安寡廉鲜耻的灵魂，以及他们作为人身上显出的那种无赖气、痞气、蛀虫气，借着改革的滚滚潮流形成一种败坏的力量。王朔正面的、不掩其恶的描述，毫无疑问提供了一种文学映像。《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中的张明人生哲学就是“拼命吃拼命玩拼命乐，活着总要什么都要尝尝是不是，每道菜都要夹一筷子”，老愚说，“王朔小说提供了一批又一批出手阔绰，来路不明，行踪不定，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顽主’，他们随心所欲地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各种滋味他们都给尝遍了” ⑩。王朔集中展示他们世俗的逍遥自在和人生享受，表明他们所代表的下层市民阶层的精神的优胜。还借用传统推崇的“真实”“坦诚”等包装他们的苦闷迷惘无聊和渺小感，《玩的就是心跳》中高洋说“我顶烦那种一无资本却又装得特别高贵的上流社会男女”。单从反映社会生活层面和文学的题材意义上来说这些人物在当时尤其让人们无可指责和耳目一新，在道德的天平上虽然他们毫无重量，但道德也非铁板一块，需屈从历史，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又确实无法否认他们的身上存在的“恶”的激情。王朔说“我最感兴趣的，我所关注的这个层次，就是流行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里，就有暴力，有色情，有这种调和这种无耻，我就把它们给弄出来了”。《橡皮人》中的“我”也明白无误地承认：“平庸的面孔遮不住我的非人。” (11)实际上这些玩世者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形态并不是作家的一种主观臆造，它确实是我们社会中的一种存在，玩世者身上的“匪”和“痞”气中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叛逆，同时又包含着对社会现实的逃避。《给我顶住》就叙述出了夫妻之间失去新鲜感的厌倦和男女在夫妻关系中的心理差距，主人公方言对妻子厌倦不堪，但不能也不愿意表现出来，还装得一如既往，暗地里导演了一出出卖妻子的游戏，使妻子周谨与自己的同事关山平陷入“俗人”的爱情中，而“我”方言又彻底甩掉了那个费尽心机帮“我”甩掉妻子的“情人”赵蕾，“我”不动声色地逃离了这世俗情感的累赘，人们给我“顶”住这世俗天地，“我”才能自由自在无牵无挂地活着。人物身上的内在因素是玩世不恭，并以此方式对正统、常规、平淡无奇的现实表示藐视和挑战。王朔作品就这样把握住了人们心态的时代变化，人们现时的文化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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