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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的厌女症
作者:胡天赋
主要女性人物如此,其他次要人物又如何呢?严格说来,依尼克的叙述,那里没有一个好女人,是群魔乱舞,乌烟瘴气。第三章的描写就是一帮男女在现代社会的精神荒原上狂歌劲舞,醉生梦死。“脸皮厚的年轻姑娘在比较稳定的人群中钻进钻出……”高雅的交谊舞变成了“老头子推着年轻姑娘向后倒退,无休止到绕着难看的圈子……”“有的小姑娘像小哈巴狗一样乐滋滋到靠在男人肩膀上,有的姑娘开玩笑地向后晕倒在男人怀抱里……”
《夜色温柔》是作者对“新女性”耿耿于怀的又一部长篇。书中对“新女性”的描绘完全是男性话语和男性视角,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一样。此书中的女性既是男人的毁灭者,又是腐朽、堕落的象征。总之,都是“妖女”形象的翻版。先出场的萝丝玛丽,是一个典型的“新女性”,为了得到演出的机会,她主动委身于制片人,自己说曾和“六百四十个男人睡过觉”,她和黛茜一样,用情不专,放荡不羁。当姑娘时,她和希利斯乘火车外出,“把车厢的门锁了,还放下了窗帘,”并因此和列车员发生争吵。认识迪克不久,就想勾引他,并说:“即使我会怀上一个孩子,我也不在乎。”最后,当迪克试图为失去的爱情寻找补偿,想同萝丝玛丽重温旧梦时,她早已变了心,对他不屑一顾了。
在描绘女人为毁灭男人的“妖女”时,《夜色温柔》中有两个给人印象深刻的场景。首先是在车站上,一个同尼科尔搭话的女子,“突然抽身从她正在与之谈话的男子那儿跑开,只见她把手发狂似的伸进女式小包里,接着爆发出两声枪响。”第二次是迪克开车带尼科尔和两个孩子一块儿回家,正在汽车上山时,尼科尔突然发疯似的抓住方向盘,几乎造成车毁人亡的事故。而“她乐呵呵地大笑着,对发生的事不内疚,不害怕,也不放在心上”。
尼科尔同任何男性文本中的“妖女”一样,以毁灭男人为乐事。菲茨杰拉德对尼科尔的描绘,就不乏其“新女性”妻子珊尔达的影子,以及他对此类女人的恐惧。珊尔达,既是他成功后夺回的心上人,是他早年胜利的象征,也是给他带来终生烦恼的根源。尼科尔最后的移情别恋,也可以在珊尔达身上找到。她当年和一法国军官相好,并要和菲茨杰拉德比试文学才能。对以珊尔达为代表的“新女性”,菲茨杰拉德是既爱又恨。正如洛艾丝·泰森在谈到菲氏对“新女性”的态度时,她说:“人们可以推测,只有当菲茨杰拉德看到一个新女性处于心理上的困境时,他才可以接受她。”有人认为,尼科尔“倒是精神上不正常时更显得可爱。”
菲氏《夜色温柔》中的“新女性”,不仅仅是毁灭男人的“祸水”,也是堕落的象征。萝丝玛丽放荡,勾引男人,利用色相作为成功的阶梯,在性问题上太随便。书中写到:“他想要得到她,出于她那青春少女的情愫,她也考虑顺从他,然而她知道,她只要离开他半小时就会把他忘掉,就像跟电影里的男演员接吻一样。”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正经历着社会的大变革,女权是其中热点之一。菲茨杰拉德在法国的生活经历反映在小说中,法国的女性历来在变革上走在前头。当时,仅“巴黎一地就有八十多个女权组织,有成员六万多人”。这些争取女权的新女性们对当时的性道德和社会准则的影响决不可低估。这其中女子同性恋又不可忽视。在菲氏眼里,这正是对传统道德的挑战,对男权社会规定的女子要“顺从”的社会角色的背逆。他专门提到了玛丽·诺思和卡罗琳女士的同性恋倾向,以及她们假扮水手勾引女孩子被警方抓住的事。作者借老戈塞之口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女人!”
在描绘女人是堕落的象征时,有一个场面令人难忘。尼科尔和汤米去蒙特卡洛的旅馆幽会时看到,“一个女孩突然撩起裙子,把她粉红色的内衣猛地拽下来,撕扯成一面旗子的模样伸出去拼命挥舞着……——这时在军舰后甲板上升起一面星条旗,与旅馆的那面旗子遥相辉映。”这是在向读者暗示:“新女性”破坏了美国社会的道德观念,也颠覆了传统的价值观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菲茨杰拉德在批判美国梦的同时,也暴露了他的父权主义思想,流露了他对“新女性”的恐惧不安,表现了较强的厌女症情绪。对于一个在父权制文化语境中成长并写作的男性作家来说,这也是他本能的反应。
(责任编辑:解正德)
作者简介:胡天赋,副教授,南阳师范学院外语学院副院长,毕业于河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研究生班。已发表英语教学和美国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20多篇。研究方向:美国文学,英语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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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刘先珍“这里的夜色不温柔——评菲茨杰拉德的《夜色温柔》”《外国文学》[J].北京:1996年5期,p.93.
[12]James Nagel, Brett and the Other Women in The Sun Also Rise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rnest Hemingway[C].ed, Scott Donalds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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