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9期


菲茨杰拉德的厌女症

作者:胡天赋




  摘要:传统的文学批评把菲茨杰拉德定义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二十年代的编年史家”。这都是因为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对美国梦的破灭做了深刻的揭示,对导致美国梦破灭的一战后的美国社会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但若用女性主义批评的观点来解读菲氏的主要作品,人们会发现作者的“厌女症”和父权主义思想。
  关键词:菲茨杰拉德 父权制 厌女症 女性主义批评 小说
  
  菲茨杰拉德是二十世纪美国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有人把他和海明威、福克纳并称为美国的“文坛三王”。在他的成名作《了不起的盖茨比》中,菲氏入木三分地刻画了一战后“美国梦”破灭的生动社会画卷,对美国社会的堕落、腐败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因此,传统的文学批评把他定义为“爵士时代的桂冠诗人”、“二十年代的编年史家”。为人苛刻的海明威,也赞誉该书“这绝对是一流的作品”,著名诗人、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说:“在我看来,这是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作为男性作家,深受父权主义影响的菲茨杰拉德的思想中也不乏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若用女性主义批评的新视角解读其主要作品,就会得出新的结论和启示:菲氏笔下的女性大都是父权制意识形态中习惯定性为“妖女”类的人物,她们若想反抗男权社会和男人的统治,就成了“母夜叉”而受到惩罚。可以说,他的作品中流露了相当程度的厌女症(misogyny)。
  父权制就是以男性为中心,男人在政治上、经济上占据统治地位,多种社会法律、习俗、文化、观念、伦理都是以男人为中心,女子处于从属或受压迫地位,沦为他者(the Other)。
  她们不能和男人一样享有充分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权利。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总是毫无保留地折射出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意识形态。作为他者的女性,在父权制文化的厌女症中,总是被嘲弄、歪曲和贬低。西方文化和文学中的厌女症可追溯到《圣经》、希腊和罗马神话。夏娃勾引亚当,使其堕落,人类被逐出乐园,因此夏娃就成了“妖女”的始祖;海妖塞壬(Siren)用美妙动听的歌声诱惑水手,导致船只触礁,水手落水死亡;希腊神话中的美狄亚为报复丈夫而杀死亲生儿子;希腊神话中最典型的“祸水”则是潘多拉,她给人间带来无数的灾难与不幸,“潘多拉的盒子”就成了人类灾难的象征。“以妖精的形象出现的各种女性无疑成了文学的厌女症的传统。厌女症是女权主义批评批判男性中心文学常用的一个术语,它指文学中歪曲、贬低妇女的形象,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女人头上的情绪或主题。”
  菲氏称一战后的美国社会是“喧嚣的二十年代”或“爵士时代”。这指的是在美国社会领域,尤其是在妇女权利方面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战前的美国妇女,没有选举权。一九二零年,即战后两年,她们才终于获得了这来之不易的权利。战前的美国社会仍比较传统,对女性在服饰、言谈举止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如她们必须穿传统长裙,束胸内衣,穿高跟鞋子,留规范的长发。未成年女子外出要年长妇女陪同。总之,她们和男人不一样。但是在战后,妇女的地位与战前大不一样。由于战争时多数男人去了前线,留下的工作空缺由妇女顶替,这就加强了妇女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经济是基础,妇女经济地位的提高促进了她们政治地位的改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妇女的道德观和价值观随之也发生变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新女性”(New Women)出现了。她们和男人一样抽烟,喝酒,逛夜总会,着奇装异服,不再受传统道德的约束。弗洛伊德主义也为当时美国社会的变革推波助澜。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指出:“全国各地的妇女都在读弗洛伊德的书,企图解脱她们心理上的抑制。”他还指出:“东部和西部的青年妇女都把头发剪短,头发长了再剪短;她们经历了在舞会上把紧身胸衣寄存在衣帽间的时期和不穿紧身胸衣的时期。当她们谈到找个情人的时候并不感到很拘束……”
  洛艾丝·泰森在谈到“新女性”时这样说:“新女性出现在二十年代。如同以往一样,她们的出现引发了社会上保守人士的反对,这些人中既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认为,总之,妇女对自己传统角色的任何否定都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家庭生活的毁灭和社会道德的崩溃。”不管有意无意,文学作品总是反映自己文化的思想意识冲突,作者也总是受到自己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新女性的出现,搅动了男作家们的敏感神经,对于家中有一位属于“新女性”类型的妻子的菲茨杰拉德,则更是感同身受,因此,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和《夜色温柔》中,作者表现了他的文学“厌女症”。
  女性主义批评认为,男性攻击和压制女性不仅仅表现在行动上,也表现在各种话语形式中。其中最常用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把男人们感到害怕的女性描写定义为“妖女”或“狐狸精”。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角色,都是这类人物。女性在“文学那充满男性说服力的词汇中,她一遍又一遍地遇到那些否定她一切的东西:她看到的是男人在书中描绘的妇女形象;她发现了一种恐惧、一个梦境,她看到一张美丽而苍白的脸;她发现了冷酷无情而又漂亮的贵夫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人物,无论是主要角色,还是次要角色,没有一个是道德高尚、令人难忘的正面人物,这反映了作者对新女性的出现表现出的惴惴不安。这种刻画完全是男性视角下的人物,因为“在男性的文本中,女性形象有两种表现形式:天使和妖妇。天使是男性审美理想的体现,妖妇则表达了她们的厌女症心理。”黛茜·布坎南、乔丹·贝克、玛特尔·威尔逊,她们三人阶级不同,婚姻状况不同,长相不同,个性不同,但有一点相同,即她们都是战后的新女性:她们的发式和服饰非常时髦,她们举止夸张,抽烟喝酒,参与放荡的舞会。此外,她们都有一种现代的独立意识。黛茜和玛特尔是已婚妇女,但她们不愿把不幸的婚姻埋在心里,尽管在传统上,对不幸的婚姻守口如瓶是父权制婚姻的一个重要规则。
  黛茜被描绘成一个被娇惯坏的、没有同情心的、自私自利、浅薄空虚的女人,她习惯于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而对别人不管不顾。她开车轧死了玛特尔,却不去停车帮助受害人。当她了解到盖茨比不是和自己一样来自富有阶层时,她立刻退回到汤姆由金钱和权力构成的保护伞下,弃盖茨比如敝屣,并让他代自己承担轧死人的责任,最终导致他的死亡。她日常说话矫揉造作,如:“我高兴得瘫……瘫掉了”。她的私生活放荡不羁,她曾不打自招地说:“饱经世故,……天哪,我可是饱经世故了。”她又惟利是图,因为“她的声音里充满了金钱”。正如评论家斯坦利·库珀曼说的,“黛茜属于菲茨杰拉德笔下常见的一种女性类型,这类女人可爱、娇媚而且‘浪漫’——但有寄生本性,且情感冷漠——尽管(或是因为)她们多愁善感”。
  乔丹·贝克被描绘成一个说谎者和骗子。尼克发现“她把一辆借来的车篷不拉上就停在雨地里,然后扯了个谎——突然之间我记起了那天晚上我在黛茜家里想起来的那件关于她的事。在她参加的第一个重要的高尔夫锦标赛上,发生了一场风波,差一点闹到登报——有人说在半决赛那一局她把球从一个不利的位置移动过”。但她后来通过收买目击人才过了关。作者借尼克之口谴责乔丹在性问题上的随意,“因此,我想她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耍各种花招,为了对世人保持那个傲慢的冷笑,而同时又能满足她那硬硬的、矫健的身体的要求。”乔丹为了在球赛中取胜不惜作弊,这是暗示:仅仅依靠自己的能力,一个女人是无法在男人的世袭领地里获得成功。尼克说了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女人不诚实,这是人们司空见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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