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闪回：叙事主体内省的彰显
作者：孙红震
关键词：闪回 《祝福》 叙事主体 内省
叙事文是一个具有双重时间序列的转换系统，它内含两种时间：被叙述的故事的原始或编年时间和文本的叙述时间。法国学者热耐特在《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一书中把叙事时间分为两种：一是故事时序，指被叙述出来的故事发生的自然时间顺序，也就是故事从开始到结束的自然排列顺序，这种时序是固定不变的；另一种是叙事时序，这种时序一般都会打乱故事的自然时序，变化不定①。
现代作家在欧风西雨的熏染下，在创作中有意扩大叙事时序与故事时序的差异，尝试用各自的方式处理时间，评论界一般将这种种复杂的时序关系分为两种状态：逆时序与非时序。逆时序是一种包含多种变形的线型时间运动，即是说，尽管故事线索错综复杂，时间顺序前后颠倒，但仍然可能重建一个完整的故事时间。“闪回”便是逆时序的一种时间运动轨迹。“闪回又称倒叙，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情。它包括各种追叙和回忆……闪回更多的是表现为叙事者对故事的安排，他往往有意从中间或者最后讲起，而把故事中的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都用闪回来处理。”②闪回叙事有利于叙事主体自由地调动叙事内容，凸显其特别关注或着意强调的方面。因此，这种对时间的处理方式往往都包含了作者的某种意图。重新解读《祝福》，闪回便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把握叙事主体内心思想变动轨迹的一条通道，文本中闪回叙事的运用使叙事主体的意图——内省由此彰显。
《祝福》叙事的开始是“我”在年底回到鲁镇，“虽说故乡，然而已没有家，所以只得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但是“我”与四叔的谈话并不投机，所以不多久我便一个人剩在书房里。鲁镇这时家家都在准备着祝福，但“年年如此，家家如此……今年自然也如此”，所以我决计要走了。可“一想到昨天遇到祥林嫂的事，也就使我不能安住”。于是故事的叙事便转到我昨天下午访过一个朋友后在河边遇到祥林嫂时所发生的事。这在全文的叙事中只是一个时间跨度不长的“闪回”，很显然是“我”在“不安”的内心驱使下而回到过去的叙述，自然也就为叙写祥林嫂向我询问灵魂的有无做了铺垫。
“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那么，死掉的一家人，都能见面的？”
而“我”却万料不到她却说出这样的话来，诧异地站着。“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灵魂，我也说不清。”
这种说不清使“我”心里很觉得不安逸，而且过了一夜仍有着什么不祥的预感。后来听到祥林嫂的死更使“我”心突然紧缩了，甚至脸也变了色，所以“还似乎有些负疚”。于是，在小说的叙事上紧接着就有了一个时间跨度更大的“闪回”——叙说先前所见所闻的祥林嫂的半生故事。鲁迅对自我灵魂的逼视与坦露，是大胆而真诚的，“我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③。由此考察《祝福》中的叙事流程，两个“闪回”的叙事显然并不仅仅是对祥林嫂往昔状况的追写，从叙事话语中“不能安住”、“支吾”、“不安逸”、“心突然紧缩”、“负疚”等出发，其隐含的意图也逐渐浮现，即对祥林嫂之死叙事主体自我两难道德困境的焦虑，从形而上的意义上讲即——内省。
内省是一种自己与自己对话的默语方式，借用大乘佛教“以心观心”的说法，主体意识自身就是主体反省观照的对象。是主体对自己思想、意识、行为所造成的恶果、自认为的负面效果的自觉反省与承担，希望用自责自剖的方法换得他人及自我良知的宽恕与理解。由此摆脱负疚或其他的心理压力，获得自我平衡与超越，但它需要相当的道德勇气和自觉、清醒的理智。反观《祝福》，“我”之所以通过两次闪回详细叙述祥林嫂的故事固然有对其的同情悲悯成分，但更多的则是用以凸显主体对其意识本身反省的策略。在《呐喊》和《彷徨》的二十五篇小说中，有多篇是以“我”的形象参与情节，《祝福》中的“我”也是如此。他不仅参与故事，直接审视人生，而且构成人生的“角色”。这个“我”重合着作者的人生经历，但又升华为一个自我生命的人物。因此，《祝福》中叙事主体的内省也可看作是鲁迅本人内省的表露。
鲁迅曾坦诚直率地表示过：“孔孟的书我读得最早，最熟，然而似乎和我不相干。”④很显然，鲁迅在这里表露的并不是与传统划清界限，脱离干系的声明，而是隐现着这样一种思想，即在他的意识结构中，已经开始形成一种能够以理性自觉精神来观照自身和现实人生，反省自身和现实人生的思想品格和精神品格。而“立人”思想是鲁迅反省意识的逻辑起点，“立人”就是要充分地关注人，关心、尊重人和肯定人，使人能够从一切内在与外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属于人应有的自由、权利和价值。鲁迅的一生始终是站在被损害、被侮辱的人民一边的，无论何时，都不能动摇他“立人”的立场和初衷。然而，鲁迅“对于民众的教育常常搀和着一种更有个人气质的同情心和沉重的绝望感”。这些人物似乎是从梦魇般的记忆中浮现出来的，是鲁迅痛苦“ｒｅｃｈｅｒｃｈéｄｕｔｅｍｐｔｓｐｅｒｄｕ”（追忆似水年华）的结果，他们体现了鲁迅本人与自己心灵之间的冲突。首先，他们表现出一种根本的、哲学上的两难处境，鲁迅把这种两难处境赋予一切“较为清醒的人们”、特别是他自己：已经从昏睡中醒来，并且具有敏感力和洞察力，那么这些不幸的少数人在经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时发现了其中的意义时，他们又该怎么办呢？⑤《祝福》中“我”已是“从昏睡中醒来”的一员，因为“我”对于“魂灵的有无”“向来毫不介意的”，然而当祥林嫂虔诚地向“我”询问“一个人死了之后，究竟有没有魂灵的”时，“我”却吞吞吐吐地说“也许有罢，——我想”。但随即便想翻过先前的话来，“那是，……实在，我说不清……。其实，究竟有没有魂灵，我也说不清。”醒来者的悲哀也许莫过于此了。我之前后说法不一，并不是敷衍祥林嫂，而明显是试探着按祥林嫂所想的而作答的。但终究同情与绝望二者是不能调和的，所以我只有“迈开步便走，匆匆的逃回四叔的家中，心理很觉得不安逸”。醒来者之清醒与沉重的绝望感的冲突导致“我”内心的自责、矛盾和困境是难以掩饰的。
鲁迅本人是常处于思想、意识与道德的矛盾紧张的“两难”困境之中的，“我自然不想太欺骗人，但也未尝将心里话说尽”⑥。“这是我的意思，至于行为，和这矛盾的还很多，所以终于言行不一致……”⑦所以，他时时在严酷地拷问别人也在拷问自己，既是拷问官又是“罪犯”。鲁迅的伟大，正由于他是一个自我灵魂的“审问者”。“直面”自我的拷问，反映了鲁迅“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的特点。其在《祝福》中流露的内省意识便是如此。
反省对鲁迅来说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是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的自觉行为。鲁迅在与友人的书信和自己的创作中，毫不隐讳地暴露自己灵魂的毒气与鬼气，特别是他在同许广平的通信中，毫不隐讳自己的缺点和思想的阴暗面。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⑧鲁迅正是通过对自己的解剖来达到对自我的内省与忏悔的。“立人”目标与启蒙理想以及面对麻木、不觉醒的民众时其立人与启蒙的艰难与渺茫性使鲁迅时刻在审视着自己的言行，通过内省来反思自己所走过的道路。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