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时代夹缝中的性别抗争

作者:闫 红




  倔强执著的萧红忠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和生命体验,将时代主题与女性关怀紧密结合,在抗战文本中蕴含了鲜明的女性立场和强烈的性别意识。她强调男女性别之间的差异,男女平等不等于女子男性化,看重女性的性别特征对女性人格完善、心理健康甚至整个生命历程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萧红这一超前深刻的思想体现在《生死场》《朦胧的期待》《无题》《火线外》《呼兰河传》等文本中,以罕见的对女性、国家、民族关系思考中的深刻张力,揭示出“战争并没有让女人走开",而是让女性付出了更惨重、更复杂的代价。以往《生死场》中对女性在战争中悲剧命运的审视被小说后半部的民族抗战主题所冲淡。《生死场》中奸淫掳掠的日本兵的到来便是女人们的末日。二里半的妻子麻面婆被日本兵的刺刀挑死;十三岁的小姑娘被日本兵掠走;深夜不时传来被日军蹂躏的妇女的惨叫——金枝为躲避日本鬼子的奸淫而逃到城里,却没有逃脱被自己同胞侮辱的命运,金枝愤然地说“从前恨男人,现在恨小日本子”,最后她转到伤心的路上去,“我恨中国人呢,除外我什么也不恨”。金枝从乡村逃到城市,又从城市逃回乡村,最后只好向尼姑庵走去,但尼姑庵也人去庙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女性的栖身之地,作者通过金枝告诉人们:民族战争解放了中国、解放了被压迫阶级,解放了男性,然而女性仍难以找到她们的出路和位置。一九三八年五月五日创作的散文《无题》,是萧红在抗战文学中首次触及“做人”与“做女人”的分裂。面对着一个在战斗中被敌人轰炸截去一条腿的残废女兵,她发出了这样的质问:
  
  那女兵将来也是要做母亲的,孩子若问她:“妈妈为什么你少了一条腿呢?”
  妈妈回答是日本帝国主义给切断的。
  成为一个母亲,当孩子指问到她的残缺点的时候,不管这残缺是光荣过,还是耻辱过,对于做母亲的都一齐会成为灼伤的。
  
  在这里萧红的女性本体意识与社会民族话语发生了冲突。即使到今天,这一冲突依然存在。冯铿、谢冰莹、丁玲、白朗等的文本中,“戎马生涯”的新生活并不能完全填充女性的现实生活,女性天性中的一种游离于现实的无所依傍、无所适从的精神状态使她们经常感到苦闷、痛楚、矛盾、彷徨,她们敏锐地感到,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生活中,现代女性无论以怎样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与执著追求人生意义的探索,都被置于被边缘、被忽略的地位,女性在革命中完成自身的拚搏、救赎时,她们的生命的真实、进取的意义都永远消失、沉落在那灾难的岁月中了。萧红正是在文学作品中历史地说明了这被战争淹没的失声女人的空间,说明了阶级、民族所遭受的苦难、浩劫不仅涵盖了女性所同样遭受的苦难,而且女性在国家与民族斗争中由于性别而遭受的压迫、奴役,是超阶级、超民族、超国家的。阶级的、民族的抗争不能全部包容女性寻求生存幸福、个性解放的奋斗,阶级的、民族的解放并不完全等同于女性的解放,女性的解放还存在着一个非阶级非种族压迫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责任。萧红女性主题这一深刻的思想在抗战文学中是具有前瞻性的、弥足珍贵的,但萧红在抗战文学中坚守独立的女性意识这一宝贵的创作,因在主流文学创作的边缘独奏箜篌而没有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却招致了主流文坛的批评。
  女性的真正解放无论如何是离不开社会制度的变革和整个阶级民族的解放,所以进步的女性们“把自己的前途和幸福都寄托在革命的事业上面。谁也知道整个的旧社会不根本推翻,女子永远没有得到解放做人的一天”。萧红从登上文坛之初,就为阶级、民族的解放而呐喊而斗争,但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使她体验到阶级的民族的解放并不能直接导致女性解放,只是女性解放的必要前提,女性解放有更复杂的社会、历史、人文、性别背景,女性解放必须被单独地提出和重视。由于这一切问题都与特定的战争环境发生着深刻的关联,女性解放被言说成阶级、民族解放的一部分,从而丧失了其独立存在的理由。比萧红更具强烈独立的女性意识的丁玲,四十年代的《我在霞村的时候》《三八节有感》中,触及了女性意识、人格独立、男女平等,反对革命队伍中某些新式的男权专制所导致的女性从属状态,但民族解放的主流强制话语使她越来越趋于中性或男性叙述,早期创作中那个孤高狷介、骄纵任性、卓尔不群的莎菲不见了,这一时期一片称赞声中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非常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变化。而萧红一生都在言说女性苦难,反抗封建男权社会和男权意识的压迫,渴望女性得到尊重、平等、自由、幸福,把在宏大叙事下掩盖的,即使在民族战争中也无法改变的性别压迫公之于世,执著地言说着淹没在巨大的阶级仇恨和民族灾难的洪流下女性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成为那个时代绝无仅有的文本。可悲的是,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随着年仅三十一岁的萧红的永逝,女性经验的书写在现代文学史上宣告终结,女性文学化蛹为蝶的过程被历史性地终止了。
  
  三、 人生残缺:理想爱情消解神圣母爱畸变
  
  萧红是用整个生命为女性解放而奋斗的作家,但这位一生都执著顽强地与男权文化压迫作斗争的文艺战士,自己的个人生活却是残缺的。在短暂的年仅三十一年的“痛苦的人生、服毒的人生”中,她比其他现代的女作家承受了更大的人生苦难:她有过男人,却从无正式婚姻,她做过母亲,却从未得到过儿女。这彻骨的荒凉使她观察生活的眼光蒙上一层浓重的阴云。因此“婚恋的不幸,她与异性世界说不尽、理还乱的恩恩怨怨,在她的作品里留下了一道道阴郁的影子”
  虽然萧红“没有在她的作品中沉溺于个人的情感和经历,更没有随意放纵和宣泄自我”,但她在现实生活中情感体验和身心创痛无疑给她的创作投下巨大的阴影。这明显表现在萧红整个创作中爱情的缺席。“五四”时期的女性作家几乎都把婚恋主题作为追求个性解放的旗帜,以对自由爱情美满婚姻的激情书写奏响女性青春的序曲。冰心在“真善美”世界中营造了纯洁、美丽而忧伤的男女情爱氛围;庐隐的众多作品表达的是初恋的甜蜜回忆和失恋的悲哀苦闷;即使“高门巨族里婉顺的女性”凌叔华,表达的也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的爱情遐想;到了勇敢、叛逆的冯沅君和丁玲,则是直率强烈地大胆呼唤“灵与肉”相一致的爱情;然而萧红笔下则把“爱情”连根拔起,正因为缺席,才说明她的在乎,她曾说“什么是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才是最大的痛苦”。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中指出“爱情的艺术描绘和表现确实是一块神奇的结晶体,它使人们得以观察到任何时代和任何民族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11)。在《生死场》中萧红揭示了福发婶、金枝“无爱”的婚姻。年轻的金枝曾期待过爱情的春天,然而她的“爱情”却没有丝毫的甜蜜与美好,只是动物似的本能冲动。在萧红的小说创作中,金枝是与萧红经历相接近的一个,金枝的“恋爱经历”可以说明萧红消解理想爱情的理由。婚后,金枝的丈夫时常斥责妻子“懒老婆,白天做什么来?”而出嫁没几个月妻子就渐渐学会了如何诅咒丈夫,“渐渐的感到男人是炎凉的人类,那正是和别的村妇一样”。女性繁衍人类的伟大劳动行为被萧红称为“刑罚”,等同于猪狗等动物式的生产,“牛或是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萧红频繁地将人的性爱生育和动物的交配繁殖交叉在一起,这异化的描写体现萧红对女性动物式的生命形式的深深厌恶。《生死场》中王婆讲述她三岁的女儿摔死在铁犁上时简直就像一个魔鬼,她只顾割麦,竟把孩子摔死在铁犁上而不淌下一滴泪!而对于金枝,“母亲一向是这样,很爱护女儿 ,可是当女儿败坏了菜棵,母亲便去爱护菜棵了,农家无论是菜棵,或是一株茅草,也要超过人的价值”,“乡村的母亲们对于孩子们永远和敌人一般——妈妈们摧残孩子永远疯狂着”。在这里神圣的母爱畸变成可怕的幽灵。完全颠覆了冰心在她的小诗《繁星》《春水》和小说《超人》中对神圣母爱饱蘸着深情的颂歌。现实生活的重压、男权压迫的折磨,使善良、无私、伟大的母爱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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