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时代夹缝中的性别抗争
作者：闫 红
萧红不仅亲身体验到阶级压迫、民族灾难、饥饿、贫困、疾病对女性的死亡威胁，千百年来无处不在的浓重的男权意识的性别压迫，给她带来的生活不幸和情感痛苦，更是刻骨铭心。“五四”时期，女性文学第一次以群体的面貌浮出历史地表，以持久的反对封建主义、追求女性解放的独立品格，富于创造性地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精神的熔铸与锤炼。但是“五四”“这场改变了中华民族根本历史面貌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同时使女性主义叙事文学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说到底‘五四’运动主要是以文化姿态出现的阶级斗争，而不是女性所期待的那种从观念到制度使女性得到根本解放的革命”②。然而“当历史将女性无情地排除在一切社会活动之外的时候，女性却用‘文学’保存了自己；而当女性解放终于蔚为时代风气，发展到一个更高层次的时候，女性则更以文学而‘发现’自身，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③。陈衡哲、冰心、庐隐、冯沅君、苏雪林、石评梅、凌叔华等以对女性解放、婚姻自由的呼喊登上文学舞台。而到了风云际会的三四十年代，这种萌芽的女性意识很快就被政治的呼声和战争的血腥所吞没。然而倔强坚韧的萧红逆历史潮流而动，以女性深刻的历史洞察，大智勇者探寻的气魄，执拗地在“悲壮的大时代”的夹缝中，对女性的历史、现实处境中所承受的巨大苦难做了空前的酣畅淋漓的处理和描写。不仅超越了冰心、丁玲等“五四”女作家对知识女性个性解放和情爱生活的书写，而且在丁玲、白朗等抗日女作家止步的地方，清醒地洞察到女性自我与国家民族主体的区别，开启了在战争文学中重诉被遮蔽的性别表达和被忽略的性别牺牲的先例。
一、蛇与塔：自然刑法在劫难逃男权压迫阴霾浓重
自阶级产生以后，妇女就承受着阶级和性别的双重苦难，而形成蛇与塔的关系，这使女性的性别苦难深重、漫长、惨烈。在东北这偏远荒寒之地，封建文化罗网比中原地区松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大绳索”都体现在夫权上，粗暴地保存着“自一夫一妻制出现以来就扎下了根的对妻子的虐待”④。萧红置身在黑暗的社会里，最直接地体验到男性的凌辱、欺骗、压迫、专制，她“体验了生死交界处的挣扎，体验了没有爱情的生育和没有意义的动物式的肉体苦难”⑤，这使萧红在女性主题的创作中完全没有冰心那样幽雅温馨美好的情绪，对母爱和自然、童真发出柔婉和谐的颂歌；也失却了庐隐、丁玲为追求“灵与肉一致的爱情”而发出的负着时代苦闷和心灵创伤的知识女性的叛逆绝叫。而把关注和表现的目光集中在那些负载着时代和社会最深重的灾难、在“生死场”上呼喊着人生、诅咒着男权压迫的被侮辱被损害的劳动女性。无论在早期的《弃儿》《王阿嫂之死》还是成名作《生死场》《呼兰河传》，她都单刀直入、血淋淋地揭示了令人颤栗的女性在劫难逃的自然刑法：生育之苦、死亡之门。在《生死场》的第六章“刑罚的日子”中，萧红将自己痛苦万分的生育经验填充其间，以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罕见的惨烈滞重的笔触冷酷地解剖了这一女性的刑罚：麻面婆在生孩子时痛楚难忍，“肚子痛死了，拿刀快把我的肚子给割开吧！”金枝也未能逃脱这种痛苦的经历，“她在炕角苦痛着脸色，她在那里受着刑罚”，最可怖的是五姑姑的姐姐，孩子难产，她已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然而女性以生命作抵押去孕育新的生命的崇高牺牲行为，男人非但不体恤女人，反而拳脚相加。她几乎一动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在痛苦和屈辱的双重折磨下，被生育之苦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女人们发出了可怖的呼号：“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下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在这里萧红犀利地揭示出给女性带来生存悲剧的更为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那便是传统男权尤其是夫权对女性的残害：无论是坚强的王婆、年老的福发婶，还是年轻的金枝、美丽的月英，对自己的命运都无法自主，都逃不出浓重的男权压迫的阴霾，都在丈夫的摧残下早死、残废变形。“这种女性对于身体痛楚的真实体验，就不是符号式的，而是经验式的，被凸显在她的书写当中，构成女性特有的生存和文化关注。”⑥
萧红生活在封建的地主家庭中，从小就因为是女孩甚至受到亲生母亲的歧视，长大后为反抗包办婚姻离家出走，但她并没找到自由解放的道路，而是跌入了性别苦难的深渊。就连在进步的左翼文艺阵营内部，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顽固地统治着人们的头脑，这使萧红感到沉重的压抑和困苦。与萧军在上海期间，因为萧军的大男子主义和婚外情，萧红曾三次离家出走，但她都不得不默默回来，黑暗的社会并没有给自强不息的女性以自我拯救的机会。她为了摆脱对萧军的依附性处境而与萧军分手，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当她选择与端木蕻良结合时，又遭到几乎所有的朋友的反对，甚至密友的疏远，萧红感到男权中心文化无处不在的阴霾使她欲哭无泪，欲诉无声。到她创作《呼兰河传》的时候，在描述小城精神盛举时专门列出一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以娘娘庙和老爷庙相比照，集中刻画了男性对女性的控制、欺压，以讽刺揶揄的笔法对男性以性别优势欺辱女性、妄自尊大的行为和历史根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愤恨和蔑视之情溢于言表。萧红不同于丁玲笔下的知识女性的精神悲剧和哲学式的自杀，但她反映了更普泛的女性的现实悲剧和历史悲剧，意义更为重大。甚至可以说丁玲笔下知识女性的现代痛苦、觉醒和抗争，正是以萧红笔下无数普通女性非人的生存和死亡为基石的。她的创作为劳动妇女成为女性文学的主人公开创了新的篇章，是对“五四”以来女性文学倚重知识女性或上层女性的情爱生活而显示的整体单薄的一种弥补。为中国女性文学注入了一份粗粝的原生态的鲜活。
二、独奏箜篌：在抗战文学中坚守独立的女性意识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和“血染的四十年代”，更为惨烈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救亡的血雨腥风扫荡了“五四”时代飘扬过的相对自由民主的空气，女性文学焕发出前所未有的战斗色彩。“五四”时期真正的女性主义写作的先锋作家丁玲放弃了“莎菲式”的女性形象系列创作，很快写出《韦护》《一九三零年春在上海》《水》这样革命加恋爱的普罗文学作品，将个体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社会意识突出而强烈。谢冰莹、冯铿、白朗等则将女性自我放大成了革命的抗日战士，把革命斗争抗日战场的拚杀，当成女性解放、自我狂欢的盛宴。这一时期丁玲的《某夜》《消息》《奔》《一颗未出膛的枪弹》，白朗的《我们十四个》《一面光荣的旗帜》，草明的《解放区散记》等都是这类题材的作品。从本质上说这是丁玲、谢冰莹等“五四”时期“女性作为人”的现代女性意识在三四十年代合乎历史逻辑的理想发展。但理想与现实存在着历史的差距，这种把阶级解放、民族解放与女性解放、个性解放视为因果关系或涵盖关系的意识，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误读，而且导致了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从三四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女性、人性主题遭到文学界的漠视乃至鄙弃。三四十年代国家民族的“宏大叙事”，使女性的创痛在文学史上成为无暇顾及的盲点。但是“在丁玲那代女作家中似乎只有一个人逃脱了这种程式化的写作和人生轨迹的，那就是萧红”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