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断裂:《生死场》主题的历史误读
作者:肖青峰 邵 宁
三、抗战:一次意义重大的主题实验
讨论之前,我们可以重复这样一个共识:从艺术表现上看,文本第二部分确实不如第一部分成功,而且这一部分的叙述让人感觉是刚开了头就结了尾,戛然而止。为什么这样呢?
毋庸置疑,萧红在创作《生死场》的时候,确实受到了时代大气候的感染。从她当时的生活情形看,伴侣萧军是有“左翼”倾向的作家,而且他们在哈尔滨经常与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作家有联系。身处伪满统治下的屈辱和现实的遭际,都让萧红有充分的理由来表现人民起来反抗侵略的主题。
但困境在于,萧红的创作个性可能让她并不能很好地去承担这一历史责任。对于萧红的创作个性,赵园有很好的分析,她说:“浸透着个人身世之感的悲剧感,与生活中弥漫着,浮荡着的悲剧气氛相通,那种个人的身世之感也经由更广阔的悲剧感受而达于深远。”对于萧红这样一位把个人身世之感融入创作的作家,理解她的生活对于理解她的作品就显得很有必要。在萧红童年的记忆中,父亲在她的心目中面目可憎:“父亲常常为着贪婪而失掉了人性,他对待仆人,对待自己的儿女,以及对待我的祖父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甚至于无情。”一九三一年末,萧红因逃婚而离开呼兰河,从此再也没有回到那里;离开呼兰河不久,萧红与王恩甲住进了东兴旅馆,在萧红怀了七八个月身孕的时候,王恩甲借口回家拿钱,一去不复返。旅馆老板要逼她为娼还债,幸得萧军救助,终于逃离火海。此后他们开始共同生活,在萧红的笔下,那一段时期的生活中最为深刻的记忆是贫穷、饥饿和寂寞(见萧军《为了爱的缘故》一书),关于两人当时的感情生活几乎没有记录,但从两人的个性差异以及到上海后的感情破裂,也大致可以推测,那一时期的情感生活可能也并非风平浪静。对于萧红来说,她是将自己对于故乡的个人体验融入对于故乡的描绘中,因此在许多作家笔下总带着追忆感伤情调的故乡,在她的笔下却是异常的阴冷与荒凉。而她年轻的生命在男性世界中的不幸遭遇,才让她女性意识有如此强烈的流露。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萧红既然要跟上时代去写抗日,却又一再有意无意地逃离主题,依然执着地去表现乡民的麻木,去关注那些平凡却不幸的女性。
如果进入到更为具体的写作层面,有一点是不能忽视的。对于这一点,贺拉斯在《诗艺》里早就告诫作者说:“你们从事写作的人,在选择的时候,务必选你们力能胜任的题材,多多斟酌一下哪些是掮得起来的,哪些是掮不起来的。”一个成熟的作家总是在自己力能胜任的题材上下工夫,比如普希金,他得到了《死魂灵》这一题材,但他认为自己不能写好,于是让给了果戈理。果戈理不负所望,果然写出了传世名篇。对于萧红来说,在创作《生死场》之前,只创作了几篇短篇小说和少量散文(收录于萧军、萧红早期自费出版的小说散文集《跋涉》)。因此,她对于自己的创作才能还谈不上明确认识。而在创作《生死场》后,她对自己的创作才能应该有了较为自觉的认识。因此,在《生死场》之后,她的文学创作,如《牛车上》《呼兰河传》《小城三月》《后花园》几乎无一例外是从她情绪记忆中的童年少年生活取材,作品所描绘的都是她深切体验过的世事。因此,在经过《生死场》中一次不成功的尝试后,萧红走上了具有鲜明个性的创作道路(不仅仅是主题,还包括散文化、诗化的小说文体)。自然,她的创作是日益远离主流文坛而走向寂寞。因此,萧红逝世后,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不无惋惜地说:“那时候我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预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因此,《生死场》第二部分是一个主题试验的文本,它的试验性体现在主题表现上的互渗和模糊以及艺术上的相对粗糙。但它却十分重要,因为它体现了一个刚刚走上创作道路的作家所作的必要探索。正是这样一次不太成功的探索,让萧红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创作个性和适合的创作题材,从而走向艺术自觉。因此,对于理解萧红的整个创作来说,《生死场》第二部分恰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认识到这一点,也许比单纯的主题之争重要得多。
因此,从主题解读看,我更倾向于新时期的许多研究者。那么,如何在文本有机统一的大前提下来理解《生死场》的主题呢?我个人倾向于把《生死场》理解成一部表现人的生存悲剧,尤其是女性生存悲剧的小说。所不同的是,小说第一部是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环境中来展示这一切,而小说第二部分则是在一个动荡的环境中来呈现这一切。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肖青峰,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邵宁,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硕士研究生 。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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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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