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0期

论北岛早期诗歌的人的意识

作者：游宇明

　　北岛的诗歌表现出对个体人的强烈关注，也与他所接受的艺术影响紧密相连。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上山下乡运动形成了许多知青聚居点，一些知青聚居点后来成为朦胧诗运动的发源地，最著名的是河北白洋淀渔村的北京知青聚居点。“文革”时期，张扬人性和人的尊严的人文书籍被焚烧殆尽，一批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以批判为目的专供高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新闻记者阅读的西方和苏联解冻时期的现代哲学和文学著作，有幸在这批年轻人手里传阅。一些知青后来回忆：他们读过的书至少有爱伦堡（苏）的《人·岁月·生活》、塞林格（美）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凯鲁亚克（美）的《在路上》、萨特（法）的《辩证理性批判》、罗素（英）的《西方哲学史》、怀特（美）的《分析的时代》、热德拉斯（南斯拉夫）的《新阶段》，以及《译文》五十年代刊载的法国诗人波特莱尔的诗。知青们一方面从这些书里吸收新颖的艺术手法，另一方面也吸取了大量的人文精神的营养。北岛属于这个诗歌和思想圈子，这些西方书籍对他后来形成相对前卫的现代政治观和以文化为旨归的诗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对“人”的高度关切，对人的天赋权利的大胆呼唤，奠定了北岛诗歌在中国新诗史上非同一般的地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北岛的朦胧诗是缺少应有的思想光亮的，没有北岛的中国现代新诗则是不完整的。前面说过，中国新诗发现“人”的第一次高潮，是在“五四”时期。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刘大白的《田主来》，特别是郭沫若的诗集《女神》等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人与人的平等、人的自由与尊严这一类的命题。如果任着这股思潮自由发展下去，“人”一定会成为中国现代诗歌的中心概念之一。然而，严酷的社会现实不可能使诗人悠闲地躺在一个“人”字上遐思。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末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国历经三次内战和一次民族战争，新诗的思想主潮也就变成了表现下层民众的疾苦，宣传阶级意识，呼吁民族团结抗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等，蒋光慈、殷夫、蒲风、田间、臧克家、艾青等人的诗作全部体现了这样一种方向。一九四九年以后，民族彻底独立，劳动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获得解放，从理论上讲，高举“人权”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然而，由于某些意识形态的偏颇，歌唱祖国、歌颂领袖、赞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诗歌可以得到高度评价，稍稍有点“个人”意识的作品则会受到严厉的指责和批判，“个人”被挤压到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角落，成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私自利”的同义语。相当一段时期，集体利益取代了个人要求，对组织的绝对服从代替了天赋人权， “一心一意跟着ＸＸ走”、 “反帝反修反走资派”之类的主张成了创作的金科玉律。郭沫若的《骆驼》、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组诗）、闻捷的《吐鲁番情歌》、李季的《致北京》等，都体现出“浪漫”的集体主义“宏大”抒情。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新诗的春天开始到来。六十年代末处于地下状态的朦胧诗此时正式登上文学报刊的大雅之堂，它在革新诗歌艺术手段的同时，也开始了对长期被忽视的“人”的认真打量。然而，最初的朦胧诗人，比如顾城、舒婷等，他们更多的倾向于对“个人”表层需要的呼吁，比如爱情、友谊、真诚、理解、关怀等，社会、文化批判比较温和。唯有北岛一开始就执著于对“人”的深层权利的探究，他批判错误的意识形态对人的性灵的钳制，呼唤身影已经变得非常模糊的“人”的自由尊严，歌颂宁折不弯的公民人格，尖锐地呈示着对不合理的现实的指斥和对生活的决绝。北岛诗歌中浓郁的“人”的意识，一方面固然与“五四”新诗的思想传统血脉相连，另一方面又融进了世界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民主精神、自由主义理念。它比“五四”诗歌扫描的社会区域更广阔，呈示的人文情怀更有深度，也更有几分义无反顾的气质和警世醒世的意味。正因为北岛思想的“另类”和前卫，他的诗歌誉满海内外，赢得了不同种族、不同国籍的人们出自内心的喜爱。
　　北岛是中国当代为数不多的开宗派式的诗人，他的诗歌超越了一己的悲欢，抵达了小我与大我有机交融、历史感和未来感相映生辉的境界，他的一些诗歌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社会寓言。研究北岛诗歌的人文内涵，引导诗人走向现实、关注民生，对新诗走出困境，重新赢得大众的信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游宇明（１９６３－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六十年代末朦胧诗潮实际上已处于地下状态。
　　②见互联网，其余引自：五人诗选?眼Ｍ?演．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８６．
　　③④写作时间无法确考，从两诗发表在北岛主编的民间诗刊《今天》（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创办，１９８０年底停刊）看，区间是“文革”期间至１９８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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